论曹禺剧作中的父子关系.docx

论曹禺剧作中的父子关系【内容提要】曹禺剧作中的男性形象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懦弱型”的儿子，一类则是“权威型”的父亲。作为对立面的父与子，强与弱的反差造成了父子之间的冲突缺少一种斗争的张力，因而曹禺剧作中的“父子冲突”始终未能真正形成。而曹禺的这种创作倾向是与他的个性气质、家庭环境、童年生活及民族文化心理等诸多因素相关的。对曹禺而言，他的创作可能无法超越自身的情感体验。【摘要题】作家作品研究【关键词】父子冲突/仇父恋母/“懦弱型”/“权威型”【正文】父子母题是文学创作中的基本母题之一，在古今中外的许多文学作品中，父子关系较多体现为一种冲突与对抗，“父”作为秩序和固守的象征，而“子”则代表着变化与发展。在整个文化“生命”的演化过程中，“子”虽然脱胎于“父”，并实现了对“父”的延续，但同时又预示着对“父”的分离和超越。由此而产生的“父子冲突”具有恒定性，“父”对“子”的分离与超越进行限制，而“子”对“父”的限制又进行着抗拒。在文化层面上，“父子冲突”象征着对权威的维护与反抗，在形式上则表现为父子之间既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五四虽是一个反封建的“弑父”时代，但父与子的冲突在一些文学大家那里并未得以充分的挖掘与阐释，或是在文本中设置父亲的缺席以逃避这一冲突，如鲁迅的很多小说都缺少父亲的形象；或是将这一冲突弱化，曹禺剧作中的父子关系便呈现这一倾向。阅读曹禺的几部名剧，发现其在人物创作方面有模式化的特点，曹禺笔下的女性大多具有一种诗意的美，她们或是洋溢着生命激情、张扬着自我欲望，布满了现代气息，如蘩漪、花金子、陈白露；或是温柔贤淑、善解人意，讲求奉献与牺牲，具有传统的古典美，最典型的如愫芳、瑞珏等，然而不管是哪一类型，不管曹禺前后期对女性的审美发生怎样的转向，其笔下的女性在面临人生困境时的坚忍，即使是困在被天道捉弄、揶揄、毁灭的处境中，她们仍奋勇的抗争，焕发出人性力的美。然而与女性相比，曹禺笔下的男性是黯淡无光的。其笔下的男性大致也可分为两类，一种是“懦弱型”的男性形象，包括周萍、焦大星、曾文清等，他们缺少阳刚雄健的男性气质美，既无雄心又无能力，明显带有失意、落魄、萎靡不振的性格特征。他们无力、怯懦的要害就在于他们都缺乏精神上的独立人格以及敢于超越自身局限的胆识和勇气。另一种则是“权威型”男子，包括周朴园、焦阎王、曾皓等，他们的共同特点则是冷酷、专横、自私。前一种男性基本上都处于“子”的地位，而后一种都是“父”的身份，而曹禺对这两类男性无疑都是否定的。由曹禺所设置的两类男性形象，我们可以发现作为对立面的父与子，他们的性格特点是截然相反的，呈现出一种“强”与“弱”的反差，因而他们之间的冲突也难以形成一种对等的关系，缺少了一种斗争的张力。在曹禺的剧作中，缺少真正意义上的“父子冲突”，个性软弱残缺的儿子们缺少了与父亲冲突的勇气与能力，作为“生命的空壳”，他们在对父亲的畏惧、服从中阉割了自己独立的精神人格。《雷雨》作为一部反映家庭的戏剧，父子关系是作品的重要主题之一，而这一主题是在父亲周朴园与其三个儿子之间展开的，这其中又以周朴园与周萍的关系最为突出。周萍与其后母的乱伦之恋，被看作是一种典型的“仇父恋母”情结，他甚至对母亲兼情人的蘩漪说过恨他的父亲、愿他死，就是犯了灭伦的罪也干这样的话，应该说，周萍这时的仇父情绪是相当强烈的，“恨”、“死”、“灭伦”这些词语的感情色彩相当浓烈。可以说，周萍的这一乱伦行为是对于神圣父子关系的一种挑战与蔑视，是父子冲突开始进入一种对等的紧张阶段。但很可惜，这种紧张的冲突刚开始便结束了。一方面，传统伦理道德的强大压力，使得周萍处于深重的负罪感中；另一方面，周萍软弱的个性还不能与强大的周朴园形成抗衡，父亲的淫威使得儿子丧失了对抗的勇气。所以，我们会发现周萍的言行前后判若两人，曾发出“就是犯了灭伦的罪也干”的敢于挑战世俗伦理的青年，不久之后却无奈的表白“我是我父亲的儿子”，并对以前的行为表示后悔，认为那不过是因为年青而说出的糊涂话而已。由对抗父亲到回归父亲，弑父的冲动在自身的软弱与伦理道德的压力下消解了，一场本来可以很有张力的“父子冲突”就这样萎缩了。周萍在这场冲突中的退缩，根本还是在于其自身力量的软弱，外在的诸多压力只有通过自身才会起作用。既然周萍没有力量与父亲抗衡，那么周冲呢？很显然，他似乎更不具备这种力量。周冲这一人物身上，有着作者曹禺的影子，他善良、单纯，对人生、爱情有着美好的憧憬，对现实、社会的看法也较为天真幼稚。正如曹禺对这一人物的分析：“他藏在理想的堡垒里，他有许多憧憬，对社会，对家庭，以至于对爱情。他不能了解他自己，他更不了解他的四周。一重一重的幻念茧似地缚住了他。他看不清社会，他也看不清他所爱的人们。他犯着年轻人Quixotic(唐吉柯德式的)病，有着一切青春发动期的青年对现实那样的隔离。”[1](P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