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的服装特点.docx

春秋时期的服装特点春秋战国时期，中原一带较发达地区涌现出一大批有才之士，在思想、政治、军事、科学技术和文学上造诣极深。各学派坚持自家理论，竞相争鸣，产生了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以墨翟为代表的墨家以及法家、阴阳家、名家、农家、纵横家、兵家、杂家等诸学派，其论著中有大量篇幅涉及服装美学思想。儒家提倡“宪章文武”、“约之以礼”、“文质彬彬”。道家提出“被(披)褐怀玉”、“甘其食，美其服”。墨家提倡“节用”、“尚用”，不必过分豪华，“食必常饱，然后求美，衣必常暖，然后求丽，居必常安，然后求乐”。属于儒家学派，但已兼受道家、法家影响的苟况强调：“冠弁衣裳，黼黻文章，雕琢刻镂皆有等差。”法家韩非子则在否定天命鬼神的同时，提倡服装要“崇尚自然，反对修饰”。《淮南子·览冥训》载“晚世之时，七国异族，诸侯制法，各殊习俗”，比较客观地记录了当时论争纷纭，各国自治的特殊时期的真实情况。春秋时期的深衣春秋战国特别是战国时期盛行的一种最有代表性的服式。春秋时期的胡服是与中原人宽衣大带相异的北方少数民族服装。当然，一说为原内地劳动人民所服之式，也是可信的。所谓胡人之服的主要特征是短衣、长裤、革靴或裹腿，衣袖偏窄，便于活动。赵国第六个国君赵武灵王是一个军事家，同时又是一个社会改革家。他看到赵国军队的武器虽然比胡人优良，但大多数是步兵与兵车混合编制的队伍，加以官兵都是身穿长袍，甲靠笨重，结扎繁琐，动辄即是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而灵活迅速的骑兵却很少，于是想用胡服，学骑射。《史记·赵世家》记，赵武灵王与臣商议：“今吾将胡服骑射以教百姓，而世必议寡人，奈何?”肥义曰：“王既定负遗俗之虑，殆无顾天下之议矣。”于是下令：“世有顺我者，胡服之功未可知也，虽驱世以笑我，胡地中山吾必有之。”后仍有反对者，王斥之：“先王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袭，何礼之循?”于是坚持“法度制令各顺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果然使赵国很快强大起来，随之，胡服的款式及穿着方式对汉族兵服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成都出土的采桑宴乐水陆攻战纹壶上，即以简约的形式，勾画出中原武士短衣紧裤披挂利落的具体形象。这是商周时代的典型服装，腹围前加了一条上窄下宽像斧，形的装饰物，就是「韍」。春秋时期的文化战国时期，由于连年战争，各种礼仪逐渐废除。战国七雄齐、楚、燕、韩、赵、魏、秦各诸侯国的服饰相应地产生一些变化。从近年来湖南长沙出土的战国楚墓中所见彩绘木俑，可以看到当时很有代表性的服饰特点。所谓"绕衿谓裙"就是指这种沿宽边的下身缠绕式的肥大衣服。其缠绕是将前襟向后身围裹的式样，反映了古人设计思想的灵活巧妙，即采取横线与斜线的空间互补，获得静中有动和动中有静的装饰效果。制衣用料轻薄，为防止薄衣缠身，采用平挺的锦类织物镶边，边上再饰云纹图案,这即是“衣作绣,锦为沿”,将实用与审美巧妙地结合,充分体现了古人设计的智慧与聪敏。战国男子着装,衣长不过膝,以连续矩纹和条纹作装饰,此种图案与当时的漆器器皿边饰十分吻合。男装以交叉领、窄袖、腰间束带为基本形式。战国时期的带钩比西周初时有很大进展,质地为金、银、铜、铁、玉,在带钩上刻有花纹,有时也镶上绿松石,显示贵重富有。还有一种金银错的崭新手工艺，外观更加精致华贵。战国时期的冶铁业比较兴旺,除可以制做男人身上悬挂的铜刀外,工艺也属上乘,二十五公分长的小弯刀上雕刻有花纹,深受人们的喜爱,为它取名"容刀"。这时的挂刀,已不完全为实用,很大成份以装饰取代了实用。《史记》中记载,在战国时期,出现了一桩有影响的事情。即赵武灵王实行的军服改革,后来人们称之为"胡服骑射"。其形制为身穿袴褶,短身广袖,形若袍式,腰带上以金玉为饰有带钩。后人评价这件服饰史上的创举是实践出真知。如果没有战争的实践,如果赵国在当时不是处在弱小地位，就不会有军服改革。因此,有人说赵国后来由弱变强,这次果断革服是重要条件之一。根据文献记载:"中国衣冠自北齐以来,乃全用胡服,窄袖绯绿短衣,长饐靴。窄袖利于驰,短衣长饐利于涉草。"此文说明革新后的服饰面貌，形象地描述了胡服的形式和它的功用。可见,历史上对这次大胆的胡服革新汉装的创举是肯定和赞许的。战国七雄之中，秦国由于地处偏远的西北地带，所以在服饰上和礼仪上与其他六国相差较多。从记载得知秦的斗士早期以旄头作首服(即耗牛尾的毛作装饰),武将用绛帕(红巾)包头,秦孝公用帻(古代一种头巾)。而其他六国较之秦国地理环境有利,而在服装上多有奢侈,另外服饰上也有差异。据记载，楚国有一种珠履(在鞋上缀宝石);齐国有千金白狐袭,而赵国则有数百婢妾服用绮縠襦裙和方履。此外楚制长冠、法冠、赵制高山冠等,均被后人延续传用。以上诸项仅从文字记载中得知，而形象记载只能从汉以后的画像中才能见之一二。皇后、命妇秦汉妇女以深衣为尚，其礼服为曲裾绕膝式和直裾式，衣襟绕转层数比战国时的深衣有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