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修2：新潮冲击下的社会生活（岳麓版（08版））.doc

民国时期，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随着封建专制制度结束、民国建立，政治制度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剧变，社会经济相应发展，人们的价值观念也发生变异。这些冲击着城市传统社会结构，传统婚姻制度也受到挑战并开始出现变动。本文试图对民国时期婚姻制度的变迁及人们实际婚姻生活状态进行考察，从而揭示民国社会深层的变异。一众所周知，中国的传统婚姻是附丽于家庭的，婚姻纯粹是为家庭和宗族传宗接代的需要而存在，“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1因此，婚姻带有宗族主义色彩，自然要由家长来包办，“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青年男女根本没有自己的婚姻决定权，婚前不相识是普遍现象，而婚后因无爱而结合夫妻感情冷淡，家庭悲剧时有发生。但由于受封建家长制、孝道等伦理观念的支配，两千年来人们无法摆脱而只能牺牲自我，以维系家族，根本不可能期待从婚姻中得到爱和快乐。这是一种牺牲个人利益服从家庭和家族利益的婚姻制度，它和传统封建家庭制度共同维护着宗法一体化的封建统治。中国传统家庭与社会两千多年以来一直是一个同构体，封闭的农业社会和传统家庭共处于超稳定状态，因此，这种为维系家族利益的婚姻制度能够绵延长存。但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中国近代化过程的继续，社会出现一套新的交通、企业、学校、新闻和通讯体系，促使人们活动的社会空间不断拓展，在人口日益增多的城市，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社会化更加明显，这就为传统婚姻制度的变动提供了客观的社会环境。尤其是城市工业化冲击着传统家庭制度，传统宗法一体化的社会结构开始出现松动，封建家长制权威逐步受到挑战，以家族利益来制约个人婚姻的社会基础开始发生动摇。而且，工业化带来了社会分工的多元化，城市青年纷纷走上社会谋生，经济独立性增强，对家庭的依赖日益减少，家长难以对青年进行强制控制，一些青年遂要求婚姻自主，传统的父母包办婚姻制度开始面临挑战。旧式婚姻制度在时代的潮流面前日渐失去其存在的合理性。然而，经济发展只是婚姻变革的一个动因，中国传统婚姻家庭制度能够沿存两千年是因为与政治上的宗法一体化互为依存，因此，政治变革对婚姻家庭的冲击更为有力。1911年，中华民国成立，封建专制政体崩解，传统社会关系开始松动，旧式婚姻家庭制度也受到影响，尤其是民国新法律的制定，加速了传统婚姻制度的解体。新《民法》明确规定一夫一妻制、男女经济地位平等、离婚自由，传统婚姻制度正逐步失却以往的政治基础与法律保障。如果说经济发展、政治变革为婚姻制度变革奠定社会政治经济基础，那么婚姻观念的转变则是城市出现婚姻变革的直接动因。早在近代，先进的知识分子已对传统的戕害个性自由的畸形婚姻制度进行了批判检讨。梁启超猛烈抨击封建婚姻制度，主张婚恋自由，实行一夫一妻制，反对纳妾；2谭嗣同则以自己的婚姻生活实践一夫一妻制原则。二十世纪留学生知识分子群体形成，他们有西方社会生活体验，更加痛恨传统婚姻制度，对其批判更为彻底。1900年，蔡元培在续弦时公开提出男子不娶妾、男子死后女子可改嫁、夫妇不合可离婚等择偶条件，3直接向传统婚姻制度发起挑战。1903年金一发表《女界钟》，从资产阶级个性解放出发，宣传爱情至上、婚姻自由，认为“婚姻者，世界最神圣最洁净的爱力之烧点也”，主张实行一夫一妻制的自由婚姻制度。41908年何大谬的《女界泪》一书进一步抨击旧式婚制，主张自由婚恋，而且提出男子再娶、女子再适的观点。之后，论述婚姻家庭的文章层出不穷，如唐群英《婚姻改良论》、丁初我《女子家庭革命说》、陈王《论婚礼之弊》等，都号召青年冲出旧式婚姻的桎梏，争取自由平等的天赋人权。以秋瑾等为代表的一批女留学生更以实践行动率先向传统婚姻制度发起了冲击。1909年，留日女学生张维英在南昌创设“自由婚姻演说会”，宣传婚姻自主。51911年，贵州一任姓女学生“醉心男女平权，结婚自由”，反对父母包办婚姻，后被逐出家门，甚而遭到官府拘押，但仍不肯屈服，宣称“誓不受男子压制，媒妁结婚之野蛮拘束”。6这些主张和行动极大地促进了婚姻自由观念的扩散。民国成立以后，政治法律制度相应改变，婚姻问题再度成为关注焦点，尤其到新文化运动时期，随着对家庭制度批判的深入，人们对维系家庭制度存在的重要基础－－传统婚姻制度也进行了更为彻底的批判。不少人指斥妻妾制度是变形的一夫多妻制，致使男女不平等，演绎出妇女节烈等腐朽观念，呼吁人们起来革除这吃人的畸形道德，争取婚姻自由。婚姻问题的讨论开始呈现蔚为壮观的景象，《每周评论》、《少年中国》、《觉悟》、《东方杂志》、《妇女杂志》等相继展开婚姻问题、新性道德、爱情定则等讨论，并出现了《中国之婚姻问题》、《中国之家庭问题》等专著。人们发出了婚姻自主的强烈要求，逐渐生成了婚姻爱情方面的民主观念，并深信“婚姻自由和德谟克拉西是一条线上的，在德谟克拉西下面的婚制一定是完全自由的”，7民主政体和权利是“恋爱自由”、“婚姻自主”的前提，把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