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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州二中2023年高三下期第三次诊断测试语文试题注意事项:1.答题前,考生务必用黑色签字笔将自己的姓名、准考证号、座位号在答题卡上填写清楚;2.每小题选出答案后,用2B铅笔把答题卡上对应题目的答案标号涂黑,在试卷上作答无效;3.考试结束后,请将本试卷和答题卡一并交回;4.全卷,满分150分,考试时间150分钟。一、现代文阅读(一)现代文阅读Ⅰ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费孝通江村调查与社会学的中国化周晓虹①马林诺夫斯基在《江村经济》一书的“序言”里,称这部著作是社会人类学历史上的里程碑。尽管费孝通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作为后来成为人类学跨越“文野之别”的标志,但是从他进村之时写的《江村通讯》来看,作为一个人类学领域已浸淫数年的研究者来看,他应该清晰地意识到自己对开弦弓村的造访将会触犯人类学的“文野之别”。②为什么会形成这种清规戒律?人类学“文野之别”的清规的形成,与这一学科最初形成于地理大发现后欧洲殖民的历史有极大的相关。十九世纪30年代以后,随着越来越多的未开化民族开始接触现代文明,人类学内部开始滋生出文化相对主义,加之随着学科之间的交叉,在以未开化民族为研究对象的人类学与以西方现代社会为研究对象的社会学之间发生了接近与融合。③如果说“文野之别”的跨越动因,“在很大程度上是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结合促成人类学向文明社会研究的转变”,那么对传统上的研究“异文化”的人类学来说,这种转变在费孝通那里还存在着对“他己之别”的跨越。④利奇一再强调,某些社会人类学家,欲图研究本社会的愿望可以理解,事实上也值得称赞,但危害重重。按照人类学当时的观点,研究熟悉的社会,先入之见就可能造成研究的偏见,如果是单纯的陌生人去研究,就不会受到偏见的影响。要避开利奇的忧虑,保证研究的客观公正,或者说要实现充分的民族自省,研究者就必须具备费孝通先生晚年一再强调但青年时代已逐渐养成的能力——文化自觉。⑤我认为,在社会学领域你必须具备如米尔斯所说的“社会学想象力”,对于研究本土文化的人类学家来说,则必须养成费孝通所言的“文化自觉”——“即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发展趋向”。可以说,正是有赖于这种同样能够增进理性、看清世事的心智品质,费孝通才能在江村调查中实现对“文野之别”的从容跨越。⑥一般而言,在从事文化或者社会研究之时,与研究者的地位或身份相关的问题通常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研究自身文化或本民族成员之时,能否以及如何抽身其间,以避免熟视无睹或情感涉入,再或无法客观的研究问题。其二是研究你所陌生的异文化(比如人类学通常研究的土著文化)之时,能否以当地人自己的世界观或分析视角,去观察被研究的文化或民族成员,以避免囫囵吞枣或以偏概全,或隔靴搔痒的问题?⑦针对上述问题,费孝通1997年在《人文价值再思考》一文中,以“进得去”和“出得来”六个字高度概括了上述研究的难题。⑧如果说与异文化的接触能够使研究者摆脱对家乡或本土文化的“麻木”,形成对本土文化的“知之”或我们这里所说的“文化自觉”,那么此时开弦弓在西方世界的冲击下所发生的迅疾的社会变迁则快速促进了这种“知之”或“文化自觉”的养成。⑨如果说急速的社会变迁造成了原来浸淫其间的社会成员对自己生长的土地和文化的陌生化(布莱希特的“间离效果”),而这陌生化保证了研究者在自己的文化中“出得来”,那么按费孝通的理解,在这多少被动的“陌生化”之外还有一条主动的“陌生化”路径可走,即致力于“对一般人类学理论方法和海外汉学人类学研究的深入了解”。⑩解决了研究者可以研究本土文化或研究时能够“出得来”的问题,其实只是回应了前述“利奇之忧”的一半,另一半同样甚至更为棘手:以费孝通及1930年左右燕京学派为代表的中国人类学家的微型社区研究,能否以及在何种程度上能够概括幅员辽阔、错综复杂的中国国情?用费孝通的话来说,“这个问题的矛头直指我的要害,因为如果我学人类学的志愿是了解中国,最终的目的是改造中国”,那么,如果不能通过对江村及后来的云南三村的研究获得对中国的概括性认识,所有的一切皆会前功尽弃。费孝通通过《江村经济》及其后的微观社会研究而认识中国的努力并非没有留下遗憾。就“从特殊到一般”的认识过程来说,如果说无论是江村还是云南三村落入研究者眼中都带有某种偶然性的话,那么如何能够保证在这种偶然的类型“捕获”中不致挂一漏万,依旧不仅是一个操作上的难题,更是一个理论上的难题;而就“从特殊到一般”的认识过程说,费孝通的遗憾则更为鲜明,尽管那是一个需要历史来负主责的问题。派克对费孝通乃至十九世纪30年代整个中国社会学的意义,在于他所提倡的“社区研究”(communitystudy)为此时吴文藻的“社会学中国化”的设想提供了可能的具体路径。费孝通践行了自己的老师吴文藻给出的“社会学中国化”的实现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