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与认知合理性.docx

内容提要西方哲学在知识的合理性评价问题上所提出的“理性”标准,在历史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理性”作为知识的合理性标准,即使不是唯一的,起码也是最为主要的。然而,当基督宗教依照这种标准建构自身的合理性认知体系并评价其知识地位的时候,却遇到了难以克服的理论困难。其结果是导致了“理性”含义的重新界定,并在当代的不同知识领域之间引发了富于戏剧性的争论。关键词理性合理性基督宗教在西方认识论的历史上,有关知识的合理性评价标准一直是不同时代的思想家们极为关注的问题。由于这一问题不仅涉及到了一个思想体系本身的评价,同时也关乎到了不同思想体系之间在知识地位上的关系。因此,来自不同体系的思想家们都试图找到一个理想的标准,以此来界定认识或知识的合理性意义。从古希腊时期以来,在知识的认知合理性与“理性”之间建立起一种必然的内在相关性,一直是哲学家们持守的立场和为之努力的方向。由哲学家们提出的“理性”的合理性标准在不同时期产生了相当广泛的影响,并在启蒙运动时期的基础主义-证据主义中获得了其最为严格的表达形式。然而,这种立场在历史上并非始终是以所有人都认同的方式出现的,不是没有遭遇到看似有理的挑战和反对的。在这些挑战中,涉及的范围最广并表现得最为剧烈的是来自基督宗教方面的。也就是说,当基督宗教面对着自身信仰体系认知合理性意义的建构、面对着如何看待哲学关于知识的理性合理性评价标准的时候,内涵在哲学评价标准中的问题就凸显出来,进而引发了他们对这种标准的绝对性和过分单一化的质疑和反对。当然,来自基督宗教的不满和微词,在主要的方面虽然并不是试图彻底颠覆知识评价的合理性标准,但却就“理性”的含义及其范围做出了不同于哲学传统的界定。这种界定所引发的争论,不仅促成了中世纪和近代的知识理论在不同方向的展开与深化,而且也成为当代认识论问题研究中最富于张力的领域。一、知识的合理性标准与神学的理性化1990年前后,有两本书名截然相反的著作在美国出版。一本是费耶阿本德的《告别理性》(注:PaulFeyerabend,FarewelltoReason,NewYork:Verso,1987.中文版由陈健、柯哲、陆明翻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出版。),另一本是克拉克的《重返理性》(注:KellyJamesClark,ReturntoReason,Wm.B.EerdmansPublishingCo.,1990.中文版由唐安翻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出版。)。由于在通常的语境中,“理性”是一个积极并具有至高价值的语词,因而,即使就它的确切含义与适用范围还有着争论,但当面对着“重返理性”和“告别理性”这两个对立的概念时,我们往往会想到,前者是一些认可理性价值和意义的人们的立场与劝告,如理性主义哲学家,而后者则可能是那些根子上对理性颇有微词的人们所生发的不满与怨言,如神学虔信主义者。然而历史往往会呈现出一些出乎意料之外的东西。费耶阿本德作为科学哲学家提出“告别理性”,而具有深厚神学背景的宗教哲学家克拉克却倡言“重返理性”,这多少会使人感到诧异。虽说费耶阿本德和克拉克的身份只是一种象征,但分别由他们所提出的这两种对立立场,则表达了现当代西方思想界在看待理性的意义及其地位时的某种复杂情感和矛盾心理。当然,这种复杂的状况不是最近几十年才开始产生的,它实际上反映了自古希腊以来西方哲学与基督宗教之间长期的恩怨情仇。由于在一开始,哲学—理性就缔结了内在的盟约,随后在与宗教—信仰阵营发生无尽征战的过程中,结成了坚固的生死同盟。两种阵营之间长期的矛盾冲突使人产生了这样一种印象,它们的关系似乎会以这种历史方式长久地延续下去。但是到了20世纪以后,事情却出现了奇妙的变化,坚固的阵营开始有了裂缝。针对理性,哲学中发出了反叛的呐喊,神学中却提出了回归的呼吁。然而,从西方历史上看,哲学中的反叛较为少见,而神学中的理性化呼声却不绝于耳。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既决定于这两种思想体系各自的基本特征,也与它们所形成的历史时代及其所处的历史地位相关。毕竟哲学本身就是理性的,理性是哲学的本质,这也是古希腊哲学在建构其理论体系和问题意识时所具有的基本出发点与核心立场。随着古希腊哲学的成熟,理性也获得了至高的地位,成为核准和评价各种思想体系之认知合理性的原则与标准。“哲学理性”自然合流,具有了历史的优先性。因此,当后起的基督宗教在希腊文化占主导地位的罗马帝国中建构其神学体系的时候,哲学理性就成为它难以回避的问题。这一方面是由于内在性的需要,因为任何思想体系的系统化与条理化都要借助于某种逻辑的或理性的手段;另一方面乃是源于外在性的评价或关系,即基督宗教神学在面对其他知识体系,特别是希腊哲学时所感受到的一种压力——一种必需要表明或提供其思想合理性的压力。因而基督宗教神学在其一开始的时候就必须处理它与理性的关系,表现出对理性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