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理论审美审丑和审智范畴的有序建构.docx

散文理论审美审丑和审智范畴的有序建构[摘要]理论范畴的准确性必须建立在确定的外延基础之上，但散文是多种亚文体的综合交错，恰恰缺乏确定的外延，这就造成了现代散文理论十分贫困。建构散文理论的当务之急，一是在错综复杂的外延中确立基本范畴，在矛盾转化中衍生新范畴、亚范畴，构成自洽的、有序的散文范畴系统，二是在方法上突破二元对立的思维定势，辅之以三分法，三是摒弃以静态的眼光对散文史作孤立直观的表层描述，而以动态的历时视野将逻辑范畴与历史发展结合起来。就散文发展演变而言，抒情审美的极端造成滥情、矫情，乃有审丑和亚审丑之幽默散文，而亚审丑幽默所遵循的并不是理性逻辑，故其思想深度受到限制，此等矛盾遂导致既非抒情审美亦非亚审丑幽默的审智的产生。因此，将文学性散文归纳为“审美”、“审丑”、“审智”三大范畴，既是逻辑的有序划分，又符合历史的发展进程，在某种意义上达到了逻辑和历史的统一，是填补世界散文理论空缺的有益尝试。[关键词]散文理论范畴审美审丑审智一、散文理论的困境比起小说、诗歌、戏剧花样翻新的理论，现代散文理论显得十分贫困。从“五四”时期周作人提出“叙事与抒情”，到上世纪60年代的“匕首投枪”、“形散而神不散”，再到80年代巴金的“讲真话”和至今仍然风靡学界的“真情实感”论，从严格的意义上说，散文尚未形成内涵确定、具有内在丰富性、足以衍生发展形成体系的基本范畴，学科理论的草创阶段尚未开始。从世界散文历史观之，散文没有起码的理论范畴，更谈不上系统性。原因在于：理论范畴的定义属于内涵性质，其准确性必须建立在确定的外延基础之上，但是，散文几千年来恰恰缺乏确定的外延。这种现象在中国、在世界均有其历史根源。我国从先秦到晚清并不存在纯文学性散文文体，只有“文”的观念。诗言志，文载道，文是与诗相对的。文又可分为古文和骈文。骈文具有一定的文学性，同时也是官方实用文书的常用形式，而古文则比较复杂。在姚鼐的《古文辞类纂》中，古文有论辨类、序跋类、奏议类、书说类、赠序类、诏令类、传状类、碑志类等等，可见散文包含了文学性和非文学性，审美情感性质与实用理性两个方面。从某种意义上说。散文是多种亚文体的综合交错。此等情况不但是中国特有的，而且是世界性的。台湾学者郑明蜊认为：“在中国散文虽然不居于文学的地位而生长，但在西方，散文却没有自己的地位。”她援引董崇选《西洋散文的面貌》说：“在西洋文学里，最初的三大文类是戏剧、史诗与抒情诗。可是后来文学作品的形式与内容渐渐增多，……有些文学成份很高的传记、自传、性格志、回忆录、日记、书信、对话录、格言录与艾写（eay）等，既不是戏剧，也不是诗歌，也不是小说。而既然这些文类的作品，通常都是用（最广义或较广义的）散文写成的，所以就有很多人把这些文类的作品合起来，笼统地称为proe（散文）。”这种说法很精辟，但不全面。西方最初的文学并不是只有戏剧、史诗和抒情诗这样的韵文，还有非韵文的对话体散文，如柏拉图的经典之作《苏格拉底之死》、《理想国》，此外还有重要性不亚于对话的演讲。其时书面的传播以非同一时空的间接性为特点，尚不甚发达，直接的同时空的演讲在公众生活中很重要，产生了大量的演说经典之作，如苏格拉底的《在雅典五百公民法庭上的演说》。亚里斯多德的《修辞学》就主要是论述演说术的，在理论上提出了打动听众的三个要素：诉诸人格的说服手段（etho），诉诸情感的说服手段（patho），诉诸道理的说服手段（10go）。这说明，演说作为一种相对于史诗、戏剧、抒情诗等韵文的独立文体，是以非韵文为特点的。它在当时不但广泛存在，而且产生了“修辞学”这种与“诗学”并列的经典理论。演说这种非韵文体裁，还延续到古罗马，产生了西赛罗那样的演说和理论经典。在鲍姆嘉通的《美学》中还说道：“美学同演说学和诗学是一回事”。演说之所以得到这样的强调，是因为它在小说尚未发达的中世纪，是主要的非韵文文体。作为非韵文文体的演说，在西方历史上，其经典比比皆是，差不多每一个时代的大政治家，都有其相当经典的演说。但奇怪的是，文论相当发达的欧美却并没明确地把这种公开场合所普遍使用的文体归纳到散文中去，演说作为文体至今并没有得到西方百科全书的普遍认同。正是因为散文外延和内涵的不确定性，造成了在英语国家的大多数百科全书中，没有单独的散文条目，只有和proe有关的文体，例如：alliterativeproe（押头韵的散文），proepoem（散文诗），nonfictionalproe（非小说类/非虚构写实散文），heroicproe（史诗散文），polyphonicproe（自由韵律散文）。这就造成了散文的尴尬，在西欧北美，散文（proe）并不是作为一种文体而存在，更准确地说，它是一种表现方法。这种表现方法既可以是审美抒情的，也可以用之于实用理性的载体。这种错综现象也发生在中国。在先秦只有诗和文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