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时期的游侠.docx

先秦时期的游侠“游侠”释义及其特征游侠，在先秦文献中多称为“侠”，有时也称为游侠或侠客。《韩非子·五蠹》曾经提到“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废敬上畏法之民，而养游侠私剑之属”，将“游侠”视为危害社会的群体之一。可见战国后期“侠”已经是一个颇有影响的社会阶层。《史记》首次为“游侠”立传。《汉书》继承了这一体例，设有《游侠传》。后世人们将“侠客”称为“游侠”，如唐代诗人卢照邻《杂曲歌辞》就有“长安重游侠，洛阳富才雄”的诗句，杜甫也有“惆怅白头吟，萧条游侠窟”(《元十二曹长》)的名句。直到明清时代游侠一词仍较流行，如《明史·阮大铖传》记载阮大铖“避居南京，颇招纳游侠为谈兵说剑”，后来章太炎在《国学讲演录·诸子略说》中也提到“颜山农颇似游侠，后生来见，必先享以三拳”。这些都说明“游侠”一词行用的时间还是颇为长久的。那么，究竟何谓“游侠”呢?“游”意即“交游”。而“侠”的本义，《说文》训为“俜也”，“俜，使也”，“使,令也”。段玉裁注：“令者，发号也。”《韩非子·八说》篇谓“弃官宠交谓之有侠”。《汉书·季布传》颜师古注：“侠之言挟也，以权力挟辅人也。”荀悦曰：“立气齐，作威福，结私交以立强于世者，谓之游侠。”如淳曰：“相与信为任，同是非为侠。所谓权行州里，力折公侯者也。”相关的训释，可以看到“游侠”的初始含义，依有的专家所论，当为交游圈中的发号施令者，乃盛养刺客、门客、食客者，而“刺客”实乃游侠门下所养的宾客之一种，并非游侠(钱穆，《释侠》，《学思》杂志第1卷，1942年)。然而，先秦时期所谓的“刺客”在后世也多被视为游侠，并且作为游侠的主要部分而为人们所称颂，亦是不争的事实。因此司马迁才在《史记·游侠列传》中有“闾巷之侠，修行砥名，声施于天下，莫不称贤，是为难耳。然儒墨皆排摈不载，自秦以前，匹夫之侠，湮灭不见，余甚恨之”的说法。考之先秦文献，战国后期的韩非子从维护专制君主集权的立场出发，视“以武犯禁”之侠为“五蠹”之一。他说：“离(罹)法者罪，而诸先生以文学取。犯禁者诛，而群侠以私剑养。”(《韩非子·五蠹》)这里以盛养私剑而为时君所养者，即司马迁所说的卿相贵族，如延陵、孟尝、春申、平原、信陵之属。太史公盛赞他们招致游侠以成就大事的做法，说他们“皆因王者亲属，藉于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贤者，显名诸侯，不可谓不贤者矣。此如顺风而呼，声非加疾，其势激也”(《史记·游侠列传》)。这些卿相之属，倚仗其富厚和特权，慷慨好义，重然诺，轻财货而重交游，盛养门客，因而名重一时，但他们本质上只是具有侠义之风的大贵族，与刺客之类的“游侠”尚有一定距离。而被太史公极力称颂的闾巷布衣之侠，虽然没有富足的资财和显赫的权力，但是他们凭借自己的勇武和侠肝义胆却也结交了不少知己，为人赏识为世所重，能够以惊人之举而留名于世。尽管儒墨两家对他们均排斥不载，但在先秦文献当中我们还是可以寻觅出游侠的光辉形象的：如《史记·魏公子列传》中提及的住在魏都大梁的朱亥、侯嬴，《史记·刺客列传》中战国时期的著名刺客专诸、豫让、聂政、荆轲以及燕国的处士田光等等。《晏子春秋》当中的北郭骚也属此类。他们大都脱离了宗族，或在闾巷操持贱业，依靠自身的一技之长而安身立命；或居无定所，四处交游，但都讲求忠义报恩和朋友信义，“修行砥名，声施于天下，莫不称贤”。他们以自己的道义原则立身行事，“有所不为，有所必为”，臻至侠义境界，实为先秦时期独具特色的群体。游侠的突出特点就是“任侠”，即对“义”的崇尚和实践，也就是太史公所谓的“言必信，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在朋友有急难的时候，能不惜一切加以救护，如受知遇之恩而冒死行刺的聂政、荆轲；自刎以表明心迹的侯嬴、田光等。要之，所谓“游侠”，乃是广交朋友、而且甘于为朋友奉献自己一切的人。唐代大诗人李白《侠客行》所谓“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的气慨，在先秦时期的游侠中已开其端。产生游侠的社会背景游侠的产生与春秋以来随着周王室衰微而出现的政治失序、宗族解体、社会动荡之背景有关，对此，《汉书·游侠传》的记述颇有见地，是篇谓：周室既微，礼乐征伐自诸侯出。桓、文之后，大夫世权，陪臣执命。陵夷至于战国，合从连横，力政争强。由是列国公子，魏有信陵、赵有平原、齐有孟尝、楚有春申，皆借王公之势，竞为游侠，鸡鸣狗盗，无不宾礼。一方面，经过春秋时期“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大夫、陪臣执国命”几次政治权力的下移，各国君主的权威进一步削弱。再到战国时代的“合从连横，力政争强”，列国纷争、相互兼并的格局，内外两方面的压力致使一些为人臣者僭越他们的政治职守，通过结纳宾客、藏匿亡命，借以另构个人权威。战国时期各国贵族竞相养士，典型如战国四公子，他们的盛养门客对游侠的兴起有推波助澜之功；另一方面，从春秋后期开始，伴随着井田制的破坏，社会结构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