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语言变革与中国现代文学格局的形成.docx

浅谈语言变革与中国现代文学格局的形成【内容摘要】  现代中国文学以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四大文类构成的纯文学格局，取代了中国传统的杂文学格局。在现代文学格局的形成过程中，小说和戏剧因其语言的通俗化最符合启蒙大众的要求，故最受青睐，从而跃居文学的核心位置；诗歌和散文则因其语言的艰深晦涩而丧失其固有的中心地位。在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中，小说和散文的成就之所以高于诗歌和戏剧，是由于小说和散文较好地继承了传统的语言形式，而诗歌和戏剧则背离了传统的语言形式，又没有找到适合现代汉语特性的语言形式。【关键词】  语言变革；通俗化；文学格局。现代文学的发生，除了语言形式、文学观念、文学主题等嬗变与革新以外，还与各文学门类在文学版图中所处位置的变换与数量的增减有关。概而言之，古代文学是以诗文为中心的，包括碑、诔、铭、箴、奏议、书信等应用文体在内的大文学格局。而现代文学是以小说、戏剧为中心的包括散文、诗歌在内的纯文学格局。这一新文学格局的形成，也是中国文学由古典形态到现代形态转变的一个标志性特征。这一新格局的形成，尽管可以从西方文学的影响、文学功能的变化等方面得到解释，但从语言形式的角度，或许更能说明小说、戏剧这些处于传统文学格局边缘位置的文类，何以在近代逐渐移向文学的中心位置，从而改变了延续几千年的中国文学格局。一、文学语言的通俗化和小说、戏剧获得“文学正宗”地位正如周作人所说，清末曾经出现的白话文字，“只是想要变法，要使一般国民都认些文字，看看报纸，对国家政治都可明了一点，所以认为用白话写文章可以得到较大的效力”[1]。梁启超等人提倡小说界革命，也正是借通俗易懂的小说来宣传其维新变法的政治主张。从这一点来看，晚清的文学改良与语言变革运动并无二致。维新志士在将小说视为“文学之最上乘”的时候，也常以小说语言的通俗易懂为论据。康有为就说：“今日急务，其小说乎！仅识字之人，有不读‘经’，无有不读小说者……天下通人少而愚人多，深于文学之人少，而粗识之、无之人多。‘六经’虽美，不通其义，则如明珠夜投，按剑而怒矣。”梁启超认为：“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的原因之一，是“文言不如其俗语”。在晚清，小说虽被看作“文学之最上乘”，但这只是因其语言的通俗易懂而言，文言小说并未被赋予如此高的地位。白话小说被当作“小说之正宗”，是因为他们认识到“小说固以通俗逮下为功，而欲通俗逮下，则非白话不能也”。晚清以来对戏剧的提倡，虽没有像对小说那么用力，但看重戏剧的原因却与小说相同。取法西洋的现代话剧是用口头语言来表达的，它比之于白话小说，更能达到开启民智的目的。所以在清末，戏曲通常与白话报、宣讲、演说同被列为传播文明的新方式，而且因戏剧具有表演性、现场感和紧张激烈的故事情节而更能感动人心，因而更受推崇。1902年，有人就在天津《大公报》上主张编戏曲以代演说。作者认为，“编戏曲以代演说，则人亦乐闻，且可以现身说法，感人最易。事虽近戏，未尝无大功于将来支那之文明也！盖听戏一事，上而内廷，下而国人，无不以听戏为消遣之助。去年上海伶隐汪笑侬《党人碑》一出，其登台演说时，具爱国之肺肠，热国民之血性。能使座中看客为之痛哭，为之流涕，为之长太息。独是此等戏曲，编者不多，诚能编戏曲以代演说，不但民智可开，而且民隐上达……今不欲开化同胞则已，如欲开化，舍编戏曲而外，几无他术。”1904年，陈独秀在其主编的《安徽俗话报》上，将戏曲看作“世界上第一大教育家”，并说“戏馆子是众人的大学堂，戏子是众人大教师，世上人都是他们训练出来的”。陈独秀对中国古代将“娼优吏卒”同列，鄙视戏子的做法深为愤慨，他说：“只有我中国，把唱戏当作贱业，不许和他人平等，西洋各国，是把戏子和文人学士，一样看待，因为唱戏一事，与一国的风俗教化，大有关系，万不能不当作一件正经事做。”对于戏剧改良，陈独秀主张：“采用西法，戏中夹些演说，大可长人见识，或是演说那光学电学各种戏法，看戏的还可以练习格致的学问”。陈独秀改良戏曲的思路是以西洋的话剧为取向的，即在中国传统戏曲的唱词之外增加通俗的说白。这从表面上看，纯粹是戏曲语言形式由传统的以唱词为主到效法西洋的以说白为主的改革，但这一改革的动机，与当时的创办白话报刊、开学堂、兴演说等完全一致，即以接近口语的通俗易懂的语言来达到开启民智的目的：“现在国势危机，内地风气，还是不开，各处维新的志士设出多少开通风气的法子。像那开办学堂虽好，可惜教人甚少，见效太缓，做小说，开报馆，容易开人智慧，但是认不得字的人，还是得不着益处。我看唯有戏曲改良，多唱些暗对时事，开通风气的新戏，无论高下三等人，看看都可以感动，便是聋子也看得见，瞎子也听得见，这不是开通风气第一方便法门吗？”1905年，吴荫培自费到日本考察政治，第二年回国后，他在让端方代为上奏的条陈中提出了仿照东、西各国的戏剧改良主张。他的主张基本上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