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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生态危机理论评析[摘要]当代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继承和发展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危机理论,认为生态危机的主要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生产方式;解决全球性生态危机、化解人与自然之间矛盾的根本途径是变革资本主义制度、实施生态转化战略,走向生态社会主义。客观评析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危机理论,对于我们解决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生态环境问题,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关键词]生态危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生态社会主义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自20世纪70年代产生以来,特别是经过近十年来的发展,日渐成为西方社会中重要的左翼思潮之一。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内容比较丰富,其中的生态危机理论无疑是比较完整的也是最重要的理论。当代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继承和发展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危机理论,通过剖析当代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成因,力图寻求人与自然之间矛盾的化解之道,形成了具有鲜明理论个性的生态危机理论。本文力图通过对威廉·莱斯、本·阿格尔、安德烈·高兹、詹姆斯·奥康纳和约翰·贝米拉·福斯特等思想家文本的分析,系统介绍并试图客观评析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危机理论,全面展示这一理论的发展动态,这对于我们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对于我们认识当代资本主义世界的新变化和全球性生态问题的实质,对于我们坚定社会主义信念、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生态环境问题的解决、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相处,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一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生态危机的形成有其复杂的原因,既有思想观念的原因,也有社会制度的原因。在具体分析其思想观念原因时,或指向错误的自然观,或指向异化了的消费观,或指向扭曲了的技术观;在剖析社会制度原因时,或深入剖析资本主义矛盾,或直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见仁见智,表现出鲜明的思辨性和强烈的现实性。威廉·莱斯通过考察“控制自然”观念的历史演变,认为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于错误的自然观和技术观,而“控制自然”的观念是当代生态危机的深层根源。首先,莱斯认为,“控制自然”的观念导致人们丧失了对自然应有的尊重和敬畏,导致人们对自然资源的滥用。现代意义上“控制自然”观念的确立是基于文艺复兴运动和近代理性主义。文艺复兴运动高扬人道主义,颂扬人的力量,催生了“一种不断增长的对自然‘奥秘,和‘效用’的迷恋和一种要识破它们以获得力量和财富的渴望”。西方启蒙思想家培根把科学技术看作是迫使自然界服从人类需要的工具,将科学技术理解为人控制自然的有效工具,最终使控制自然成为近现代社会人们的普遍信念。其次,莱斯认为“控制自然”和控制人之间在现实中具有内在关联性。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控制自然”与控制人实际上是同一历史过程的两个方面,莱斯认为,“如果控制自然的观念有任何意义的话,那就是通过这些手段,即通过具有优越的技术能力——一些人企图统治和控制他人。”控制自然不仅意味着人和自然之间的矛盾与冲突,而且也意味着人和人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控制自然”导致了对人控制的进一步加强和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冲突,而且这种矛盾冲突呈现出从局部区域向全球范围扩散的趋势。最后,莱斯认为“控制自然”实际上成为了维护特殊统治集团利益的手段。控制自然“意味着由个人或社会集团完全支配——特殊范围的现有资源,并且部分或全部排除其他个人或社会集团的利益(和必要的生存)。换言之,在已经成为一切人类社会形态特征的持久的社会冲突条件下,自然环境总是或者表现为已经以私有财产形式被占有,或者将遭受这种占有。对它的接近实际地或潜在地被拒绝或受到严格限制”。在考察“控制自然”观念的历史演变的基础上,莱斯指出,科学技术业已成为现代性价值体系的内在组成部分,技术一旦和资本主义制度相结合,便沦为资本控制人和控制自然的工具。任何科学技术的进步及其运用都是建立在一定的社会历史结构基础上的,技术运用的合理性取决于社会历史结构基础上社会集团的性质。可见,“控制自然”的观念本身并不是生态危机的真正根源,生态危机的真正根源应从人们“控制自然”的方式中去寻找。现代社会的生态危机也并非科学技术本身造成的,而是对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方式造成的。本·阿格尔将生态危机的根源主要归咎于异化的消费观和技术观。他从反思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危机理论人手,通过分析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根源,认为“历史的变化已使原本马克思主义关于只属于工业资本主义生产领域的危机理论失去效用。今天,危机的趋势已转移到消费领域,即生态危机取代了经济危机”。为了论证上述观点,首先,阿格尔分析了“期望破灭的辩证法”:一方面,资本主义为了维系其统治的合法性,许诺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可以向人们源源不断地提供越来越多、越来越新的商品;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为了追求利润不断进行扩大再生产,并利用科学技术进步带来的巨大的物质财富的增长,并借助广告和大众传媒在全社会范围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