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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层生态和秩序建构：基于农民工问题的实证研究摘要：关注不同群体的生存生态开始成为学术界重新认识和关注弱势群体的一种新的走向。农民工作为底层群体的生存生态表现为：一个被社会排斥或社会隔离的空间实体、一种“污名化”的空间生态景观、一个体现差异的空间识别系统、一个地方感完全崩溃和瓦解的地方。农民工在城市中的秩序建构过程体现为一种“自愿性隔离”和“自我封闭”的过程、一种社会道德隔离和一种道德基调确认的过程、一种底层生存秩序建构的过程和城市秩序建构的过程。关键词：农民工；生存生态；秩序建构在社会学研究中，底层生态不仅是一个道德范畴，更是一个社会结构范畴，从生存生态视角来考察农民工在城市的秩序建构，关系到如何理解农民工的生存状况、日常生活情境，也关系到如何实现社会整合的问题。一、生存生态与空间秩序建构：一种新的理论关注农民工在城市中的生存生态可以通过他们在城市中生存的社会空间得以理解。农民工在城市中寄寓的生存空间(城市边缘区、城中村、被遗弃的老城区等)，往往是一些漂泊于城市时空或城市社会关系背景之上的“自愿性的隔离区”，这种生存空间及其秩序的运作，并“不是现代性的对立面，它既是城市异质的边缘，也是替代贫民窟而成为农民工融入城市并转变为新市民的摇篮和跳板”。农民工在城市中所形成的“自愿性隔离区”是建立在与传统乡村、阶层、社区或共同体不同的、与城市化过程相伴的一种新的社会实体，正是这种具有现实变异性和多层面适应性的“新社会空间”，构成了在城市生活的农民工群体之利益和权益得以展现和表征的一个独特场域，是农民工群体谋求在城市生存和发展、实现与城市融合的重要依赖，也是在城市发展铁律下，凝聚农民工群体自发实现其存在的一种行为方式，这种空间对于寄寓在其中的农民工来说，是一个与历史断裂、没有历史绵延性的、具有现实变异性、新的暂时居住区。社会学者米歇尔·福柯就十分关注日常创造力的程序，关注那些运行权力的机构的力量以及运作者“细小”的技术运作程序，重建和划分在城市边缘的分散性的空间，关注“生产性的机构”和“权力的微观技术”以及“日常生活中使用的规训机制……关注的不是去弄清楚等级的暴力如何成为规训的技术，而是揭示那些早已被规训之网俘获的群体和个人，他们分散的、策略性的以及权宜性的创造力所采取的秘密形式”。可以说，在农民工寄寓的空间和日常生活实践之间，存在一种主体实践的积极性现实，存在着一套主体性的社会实践，农民工正是倚仗主体性行为和日常生活实践来完成空间的培育、生产和维护，在异质性空间中创造一种共同性，完成一个日常性世界，建立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开创了农民工群体作为底层的生存生态和秩序的重新建构。可以说，在农民工研究中引入生存生态和对秩序建构的关注，其目的在于：保护和改善底层生存的社会生态，警惕底层生存生态的恶化，避免底层的沦陷；重新关注农民工在城市中的秩序建构过程，恢复以往研究中被漠视的主体性存在，强调“再生产日常生活”的主体性现实。这样，我们就可以通过对农民工的生存生态的诊断或病理学方面的观察境遇事实，思考农民工离开了熟悉的乡村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面对着常规生活方式的崩溃或处于危机境遇时，如何实现一种社会秩序的建构，包括寻找空间的策略、选择空间的理由、空间的自我拓展，思考作为异质场域的空间运行的社会逻辑。总之，从农民工的生存生态和空间秩序建构人手，可以打开中国农民工研究的全新视野，实现一种新的理论关注。二、秩序的背后：一种什么样的生存生态生存生态为我们理解农民工提供了一种可以发现新的社会事实的钥匙，我们可以从农民工在城市中的生存生态或空间秩序出发，来思考这种空间的社会生态，这种空间的存在表现出一种什么样的生存生态。首先，农民工作为底层的生存生态体现在作为“环境与生存生态”的空间生态景观。农民工往往居住在城市环境最差地段。在那里，往往是一些漂泊于城市时空和城市社会关系背景之上的“飞地”，是一些缺乏历史连续性、断裂的空间存在，体现为：对生活具有含糊或弥散的不满意感；行动现实中的无能、无目的感；空虚和压抑、非理性或情绪化特征；自尊体验和维持有意义的人际关系的乏力感；在情感方面具有缔结防卫性的浅表关系的倾向；缺乏那种在由建构性记忆所组成的社区。在这种意义匮乏的外在世界，农民工成了“拓荒者”，成了先验的无家可归之人。总之，匮乏的资源、肮脏的生存生态、狭隘的生活空间，会从根本上扭曲人们的价值观，使人失去尊严，带来人性的沦陷甚至堕落的过程。其次，农民工的生存生态表现为农民工生存的空间是一个被排斥或隔离的空间实体。城市公共空间的土地住宅化、保证本体性安全的需要、支配性的利益和城市发展的逻辑、市场的偏好等“自上而下”地把农民工排除在外，“他们(城市)的角色是创造一个不同的空间，一个完美、拘谨、仔细安排的真实空间，以显现他们的空间(如农民工的空间)是污秽的、病态的和混乱的”。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