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地利学派.docx

奥地利学派Ⅰ尽管芝加哥学派和奥地利学派的方法论和观点有差异，但他们对有关经济的理论和政策以及政治哲学的解释大致都是功利主义和结果至上的。这样，20世纪主要的奥地利政治经济学家冯·米斯在道德和政治价值上是一个坚定的实证主义者和非认识论者——我们对有关对和错、正义和非正义等之类的评价，就像我们在市场上对商品和服务表达的主观偏好一样，建立在牢固的智力基础之上。虽然米斯在政治和政治思想方面着述颇丰，但他对政治知识几乎没什么贡献。他的政治评价来自他的经济宇宙观，缺乏任何独立的智力身份。这样，米斯有关政治的大量着作几乎没有什么可构成一种具体的政治哲学的东西。相比之下，20世纪另一位伟大的奥地利经济学家海耶克则提供了较多的对政治的实质性说明。但有意义的是，在他对一种更全面的社会哲学的追求中，他除了从经济学，还从其他的智力资源中吸取养料。在本章对奥地利政治自由主义的探讨中，我将主要利用米斯的政治学着作，这不仅仅是因为我在其他地方写了很多有关海耶克的论述，而且也因为米斯的政治可以很好地代表那种人们难以理解的、先验的、理性主义的功利至上。与芝加哥学派的经验主义相对照，自由秩序的建立并非基于一种可供选择的社会和经济秩序形式的经验，而是基于一种——如果某些社会条件得以满足的话——这一秩序如何得以形成的理论看法。因而一种自由秩序是一种精神的建设，其基本特征——即便在没有直接经验的情况下——在智力上是可以辨别的。与秩序和自由有关的18世纪古典的自由主义在这里得到了反映，但休谟-斯密在建立一种自然的自由体制时充满的怀疑主义几乎完全被抛弃了，以利于一种可以决定社会组织适当形式的积极理性，而不管经验所固有的知识和智慧。确实，在米斯所有论述规范的社会哲学和经济哲学的文章中，他看来都以一个被错误寄放在20世纪的启蒙运动的后代的面目出现，对人们为什么看不到理性的支配深感怨恨和困惑。在他看来，“启蒙运动的社会哲学为实现在市场经济中得到完善的自由的纲领——经济自由铺平了道路。它在宪法上的必然结果是代议制政府”。正是出于这一理由，米斯作为一个错误的社会和经济学说的批判者，看来比作为一个牢固的政治哲学的有说服力的创造者来得更有效。一个显着的例子是米斯对社会主义计划所作的扫荡性批判——一种完全来自结果至上经济学而无任何道德考虑的批判。米斯的政治观首先在《社会主义》、《自由主义》、《官僚》、《全能政府》、《反资本主义的精神》和其他许多小册子、文章以及偶然具有直截了当的政策性质的片断中表达了出来。不过，为了比较全面地评价他的自由的世界观，就需要理解他一般的方法论和哲学着作，比较重要的着作是《经济学的认识论问题》、《人类行动》和《经济学的终极基础》。阅读这些着作可以综合米斯对经济学和政治的观点，这些观点与自由思想史中一些令人熟悉的对立观点在理论用语上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里的一些主要特征是他有关人、人类行动和理性的概念，以及他的一种先验的方法论和近乎残忍的功利主义道德。Ⅱ首先要注意的他的哲学中的东西，是它与休谟的理性观点的对照。虽然他接受休谟以及实证主义的这一观点——理性无力宣告人们应当追求的目的——但是他对于理性在决定那些人类和社会行动的“规律”中的作用却持有完全不同的看法。自由主义事实上成了一种应用经济学，或一种社会“技术”，它在智力上的有效性是它与人类社会的一种先验理论相一致的功效。人类行动的规律，例如供应与需求、报酬递减律、货币理论等，并非来自经验，而是限制我们所有选择的绝对的必然性。自由主义并非令人可疑地来自我们一些与大致基于实证观察的人性相反的系统的经验，而是一种建议行动着的人遵守绝对规律的政治禁令。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房租控制。根据经验或实证经济学，重复的观察告诉我们，房租控制错误地分配了住房贮存，造成了无家可归。但在米斯的理论中，这一结果是从这一格言——资源短缺的世界里自私的人类行动——中推导出来的必然结论。这一命题的正确性在经验之前便可知道。此外，它甚至不能被经验证伪，因为房租控制未产生预期效果很容易以均保持不变的理由得到解释。这样，经济理论的预测性永远是定性的，而不是定量的。经济学规律永远是对的，但规律运用的条件并非是一直具备的。米斯最初对待社会和政治政策问题的方法是将经济计算运用到整个政府行为领域中去。尽管其观点远比这里来得复杂，但米斯的社会思想给人的第一印象是，它是一种简单的理性模式，在这一模式中，有关社会政策的规定性陈述是来自与经验无涉的简单的人性定理。事实上，所有这些，尤根·勃姆·巴维克不仅在《卡尔·马克思与其体系的终止》一文中所作的具体的主观主义的批评中谈到过，而且也在他对社会、对马克思主义的更一般的批评中谈到过。在《是控制还是经济规律》这篇重要论文中，勃姆·巴维克指出，存在着“自然”的经济规律，这些规律作为像短缺这种不可改变的现象的一种结果，以及作为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