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反思对象的纳粹广播史.docx

作为反思对象的纳粹广播史第三帝国时期的德国广播电台作为纳粹意识形态的宣传工具和帮凶，对于希特勒政权60多年前的对内法西斯暴政和对外所发动的侵略战争皆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德国广播电视系统建立伊始，原则上一直奉行的是，中央集权的管理体制和工具论的指导原则。上个世纪20年代初，魏玛政府邮政部和内政部共同宣布设立广播电台，并组建了广播协会。1921年，魏玛共和国邮政部门所属的电台在柏林首次用无线电技术转播了国家歌剧院的“蝴蝶夫人”。1923年10月29日广播电台正式开播。被称为德国广播之父的汉斯·布雷道夫工程师，曾任魏玛邮政部国务秘书，他在1919年所作的讲演“作为全民娱乐及教育工具的无线电技术”中，首次提出了“广播”的概念。首播四周以后，柏林已有467位听众，一年以后人数增加到10万，收听费为每月两马克，这一规定一直延续到1969年12月31日。在各地的听众俱乐部里，爱好者通过耳机来欣赏这一“世界奇迹”，以后石英矿石收音机被晶体管所取代，而且有了干电池和扬声器。1926年听众增到100万。当时的广播机构不是依照议会颁布的法律成立，而是以政府的方针、政策为办台指导思想，广播在一开始还未和出版业一样，享有《魏玛宪法》第118条所规定的自由权。魏玛政府希望在全德建立一个中央电台，但是此项计划由于技术原因未能实现，他们不得不将整个国家划分成若干广播辐射区，每个区的直径为200—300公里，在每一个区的地理中心设一个电台，由此相应地产生了各个区域的广播协会，当时的技术条件决定了广播文化的状况。德国联邦制下的各州的特点，恰好又适应了这种划分的办法。尽管战后“多元广播结构”的确立无疑直接归功于纳粹政权的瓦解和中央集权式的国家电台系统相应解体，德国目前广播电视多样化并存的形式，还是应该追溯到当初的这个创办时期。[i]当时的广播方针由国家制定，并且通过各种监督机构和文化参议行使控制权，所有的新闻节目，必须先由无线电技术服务公司接收，服务公司中有政府官员、执政党的代表以及出版界的人士。政治性的节目时段多录播政府的官方文告，也有一部分现场直播。中央控制广播的形式一直延续了下去：所有的地方广播协会都统一归属国家广播协会，其中邮政部代表国家控股。各州感觉到自己这方面的权限被大大地削弱，因向中央提出了文化主权的要求，最后中央和地方就“调整广播方针”达成了一致：广播不能为某一个政党服务，必须严格保持它的超然地位，必须中立。然而，终归还是由党派组成政府，政府有权规定意识形态背景彰显的节目内容和形式，或者阻止某一节目的播出，实行的是严格的新闻检查制度。[ii]如果说，魏玛时代实行的是集权式的广播管理体制，那么，纳粹时代则是用文化专制取代了魏玛有限的对电子媒体文化的宽容政策。这一转折始于1932年6月1日。政府开始将每晚广播的半小时作为政府宣传政策的时间。私人的广播协会被强制吊销会籍，广播监督理事会被解散，由内政部的国务委员来接替工作。1933年1月，新任命的帝国内政部长威廉·福利克为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作的广播讲话，只有巴伐利亚电台敢于拒绝转播，他们的理由是：只为政府而不为一个党派作宣传。1933年3月5日的帝国议会选举结果对纳粹党不利，内阁于3月11日决定成立宣传部主管对人民的“启蒙和宣传”工作。一天以后，帝国总统冯·兴登堡签署了这项法令，又过了一天，这项法令开始生效，广播即隶属于这个新的宣传部，纳粹第二号人物约瑟夫·戈倍尔任部长。对戈倍尔来说，新闻业是所谓“公众时代”的典型传播媒体，广播被他看作第三帝国的一种“合适”的传播工具，用以控制人民大众。1933年版9月22日，在戈倍尔的指使下设立了帝国文化协会，宗旨是：“不仅必须由国家决定思想方面和精神方面的发展路线，而且还必须由国家领导和组织各种专业。”[iii]下设“帝国广播协会”等七个分会。实行强制会员制。协会的指令和决定具有法律效力。此“协会”已不能与魏玛时代的“文化协会”或“广播协会”同日而语了。希特勒的意思是要让意识形态宣传取代大众媒体文化。他认为夺取政权，组织工作尤为关键，而宣传是组织的基础：“宣传的工作，就是在孜孜不倦地为自己的主义招揽信徒”。因此，“宣传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替未来的组织设法罗致人才”。[iv]那个时代流行一句口号叫做“元首下令，我们紧张”。用于当时的广播政策，可以说，全体德国人应该听什么，不应该听什么，都必须由希特勒的个人好恶来决定。纳粹极权专政统治下的媒体文化的确是荒芜的。当时的国社党党员、作家汉斯·约斯特的话语真实表达了法西斯对“文化”的态度：谁要和我讲文化，我就想掏出左轮枪。贯彻希特勒的宣传、灌输政策的组织措施是：德国境内各个广播电台的领导人相继被党卫军逮捕，并送进了柏林附近的集中营，10%以上的广播工作人员，特别是编辑、共产党员、社会民主党员以及犹太人都被解雇，帝国广播协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