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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岛核泄漏对公共危机的启示日本“3.11”特大地震与海啸的爆发,给当地造成了严重的次生灾害。受此波及,福岛第一核电站多个机组发生故障并出现不同程度的核泄漏,导致周边生态环境受到大面积核污染。事故发生后,我国大部、美国西海岸乃至欧洲部分国家相继监测到放射性物质,一度引起国际社会的密切关注。由于核能的安全隐患不可预见,其潜在的风险极大。一旦超出人类的控制范围,核事故所带来的灾难不仅破坏自然、影响环境,更会直接威胁人类的自身安全。就管理而言,核电站的运行事关公共安全,应当有更高的标准和要求。不但需要有严格的法律来规范核技术的应用,而且还强调在监督管理、信息透明、应对机制上,甚至于选址上,都应有超出常规的周密考虑。事实却是,在这次核泄露危机中,作为运营方东京电力总公司饱受外界批评,不但日本首相菅直人严厉斥责其缓报爆炸事故,外媒也披露其多次篡改安全记录,隐瞒安全事故。在持续关注事态进展的同时,媒体对日本政府的救灾措施也提出了质疑。有分析指出,日本在核泄露事故面前表现出的不是“危机管理”,而是“管理危机”。而据《北京青年报》消息:在日本共同社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对福岛第一核电站泄漏危机,58.2%的民众认为政府应对不力,其中19.6%的民众完全不认可政府,38.6%的民众非常不认可;仅有4.9%的民众表示相当认可,34.4%的民众说,他们在一定范围内“积极评价”政府[1]。福岛核泄漏事故表明,对于类似这样重大的公共危机,政府应高度重视并加强公共危机应急和管理机制的建立健全,即结合本国实际,建立一套完善的事故应急体系,包括应急组织机构的成立,应急预案的制定,应急培训和演习,应急救援行动的响应,现场污染控制和清洁,应急终止和善后处理等内容。同时在相关法律法规的保障与支持下,将其尽快建立起来并付诸实施。尽管到目前为止,日本核泄漏事故的后续发展仍无法确定,但其带来的诸多警示却值得世界各国加以重视。显然,有效应对公共危机任重而道远,需要不断吸取教训,总结成功经验。笔者以为,本次日本福岛核泄漏事故对公共危机管理有如下启示。一、危机意识的普及化公共危机管理是对一个城市、一个国家和社会应对能力的综合考验。由于我们长期处于和平、安定的社会环境之中,对可能出现的危机缺乏防范意识,存在麻痹和侥幸心理,加之官本位思想严重,恐惧和消极回避普遍泛滥,从而埋下了危机蔓延的隐患,失去处理此类事件的最佳时机。一旦发生大规模的公共危机事件,如何迅速控制局势,稳定人心,避免引起社会恐慌,对政府是一个巨大的考验。特别是我国,正处于加速转型期,也是各类危机事件的频发期。面对错综复杂的行政生态环境,政府应首当其冲,树立敏锐的公共危机意识,居安思危,尽可能将危机消灭在萌芽状态。当危机来临时,能够及时采取有效措施,早发现、早报告并积极行动,把造成的损失和冲击降至最低点。此次引发的日本国内核危机,使得全球出现了多起因恐慌情绪导致的“反应过度”的事件。美国在日本震后第二天就出现了抢购含碘食物的现象;日本官房长官枝野幸男宣称,不仅在福岛第一核电站周边的撤离区,包括东北部沿海的邻近地区,物资也被抢购一空。与此同时,在中国的多个城市,由公众的盲从心理导致的一场抢盐风波也毫无征兆地从天而降。可见,公众缺乏基本的科学常识,对危机事件的认识不到位,准备不充分是上述现象发生的关键所在。危机意识的普及,需要不断增强广大公众应对危机的意识和能力,包括在中小学乃至大学全面开展系统化的危机应对素质教育课程,定期进行公共危机情景训练。在全民危机培育方面,要提倡城市安全教育,创建社区“安全文化”。对于重大事件和热点地区则可实行超前模拟和多重方案演示,并提供有针对性的危机处理预案。通过长期而广泛的宣传和教育,特别是预防、避险等知识的传播,以激发公众的社会责任感,提高全民的自救互救能力。在我国汶川地震中,与受灾最为惨烈的北川县毗邻的安县桑枣中学,由于平时就重视避险意识教育,在危机发生时,全校按照以往应急演练的经验,仅用1分36秒,就有序疏散2000多名师生,创造了零伤亡的奇迹,因而被广大网民誉为“史上最牛中学”。意识是行为的先决条件,“危机意识是危机事件预警和防控的基础”[2]。推动全民自然科学知识与危机意识的普及,是当前乃至今后社会发展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二、危机管理的常态化越是重大危机事件,越是彰显国家、政府的作用。如果政府不能够有效地防范和控制危机的发生,或者及时修正危机问题带来的困境,那么政府将失去实现社会发展目标的基础条件,甚至将危及政府统治权力本身[3]。公共危机管理并非是从危机发生的那一刻才开始,在此之前的日常行政行为和个人社会习惯,是决定政府和公众应对危机的最重要因素。而公共危机的处理机制是否迅速有效,则是政府日常行政行为的自然结果。实际上,危机管理的常态化就是政府把危机管理视为常态管理,在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