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与日本外交.docx

文化与日本外交日本的自然环境总的来看不是那种需要男性力量征服才能生存的严酷类型。由于有海洋这一天然屏障，日本历史上几乎从未受到外来侵略和统治，因而也没有抵抗外来侵略的体验。这同曾不断与异民族作战、不断经历异民族统治的西欧或中国的情况不大一样。日本自然和历史的这一特点与古代日本长期处于母系社会、日本文化带有女性特点的重要原因有关。我们知道，传统日本人信奉的最高神是伊势神宫的“天照大神”，据说她是一位代表大地、具有极大包容性并给世界带来极大恩惠的女神。与这种女神崇拜有关，古代日本将自己的国家称为“ぷなす国”，具有生育能力的大神叫“产土”(うぶなす)，并对生殖、生育行为给予很高评价。女神信仰与相对优越的自然条件、相对和平的历史经历等因素相辅相成，对日本民族的价值观和性格带来了影响。日本人的性格具有感受性和情绪性较高的特点，而这样的特点通常被说成是女性更具备的。在与其他国家的交往上，有的学者称日本的外交是“带有女性特征的外交”(注：)。具体表现是：日本外交的理念常常不是基于某种理性的判断而是受某种情绪的支配，因而常做出一些非理性、非常规、在外人看来难以理解的行为，有时表现出某种女性特有的间歇性的非理性表现。“日本人平时国家观念、民族意识比较淡薄，但非难和侮辱一旦超过一定限度，或者一旦切身感到生存威胁的时候，便会无视合理性计算和力量的对比，出现一种强烈的国家意识，爆发一种具有母性国家特征的集团性歇斯底里，会表现出超越限度的猛烈抵抗，释放出巨大的能量。”(注：)这一点也许就是日本学者和迁哲郎所概括的“静穆的激情”、“战斗的恬淡”性格的表现。根据日本学者会田雄次的看法，日本人的歇斯底里症有三个特征：第一，无视周围的状况、自己的立场和能力等客观条件来实现自己的愿望和要求；第二，当要求不能马上得到满足的时候会变得发狂；第三，不进行努力的准备工作而指望获得成果。具有这种体质的人，常常任性而抱有劣等感。(注：)能说明这一特点的最新事例是2002年发生的“沈阳领事馆事件”。媒体对这次事件经过有详细报道，这里不再重复。这次事件令中国人感到惊讶的是：第一，日本为什么对这次外交事件做出那样的过激反应?事件发生后，从首相到外相、次官、参议院议长，一致指责中国武警“侵入”，并要求中国方面道歉。日本各电视台反复播放有关武警拦截妇女的录像片断，媒体一片“抗议中国侵犯主权”之声，可以说舆论处于一种“集团性歇斯底里”之中。第二，日本人为什么在没有调查事件真相的情况下就匆忙下结论?按一般处理事件的方式，应先调查事件真相而后下结论或采取相应的外交行动，但这次事件却是激烈反应和外交行动于前而调查于后：2002年5月9日，日本外务省事务次官竹内行夫约见中国驻日本大使武大伟，指责中方不理会领事馆官员提出的调查闯馆者的要求就将他们强行带走，违反了《维也纳公约》。5月10日，外相川口顺子召见中国驻日大使，要求中国就这起事件道歉。而日本正式调查结果是5月13日下午公布的。这可以说是一种违背常规的非理性反应。其实，考察日本外交史，类似这种“集团性歇斯底里”的表现并不鲜见。例如，1891年，俄国皇太子率舰队来日本，日本人认为这是俄国人为侵略日本来侦察地形，一个叫津田三藏的巡警便行刺皇太子。此事震撼了整个日本。日本人认为俄罗斯要报复，日本要完了。政府首脑急忙到京都看望被刺者并诚恳谢罪，来自各社团、学校、公司的慰问电报接连不断。一个与津田三藏没有任何关系、名叫北@①勇子的27岁的女子，急赴京都，在市政府门前自杀并留下了向俄国谢罪的遗书。佛教各派的总部(本山)都举行“御平愈大祈祷”，并规定今后出生的孩子一律不能取名为三藏。我们还可以举出其他类似的例子。如日俄战争结束时在签订《朴次茅斯和约》后日本人对条约内容不满而引发的民众暴动——“日比谷焚火事件”(注：日俄战争结束时，日本与俄国签订了和约。日本国内很多人对和约中俄方没有向日本进行战争赔偿强烈不满。而当时日本的实际情况是，日本虽取得战争的胜利，但元气大伤，已无力再战。民众不了解这一点，当时几乎所有报纸都一齐煽风点火，鼓吹再战。在这种气氛下，1905年9月5日，3万余人在东京日比谷公园集会，要求废除和约，继续作战。集会发展为暴力，烧毁了2个警察署、219个派出所、13个教会、53处民房，全国一时陷入无政府状态，政府不得不发布戒严令。)、二次大战中为德军的闪电战所迷惑而仓促参加三国同盟的经过、二战中像“神风突击队”那样的具有鲜明的日本特点的“特攻”、“一亿玉碎”、“十死零生”的做法，20世纪60年代的某些激烈行为，可以说都带有日本式“集团歇斯底里症”的特征。在与外部世界交往时，日本有时还表现为带有母系社会特征的大家庭主义，即日本在处理某些事件上显示出整个日本为一大家庭、一个人的行为连带着整个家庭的倾向。“以女性社会特有的大家庭主义思考为中心的日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