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财政来源.docx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财政来源【内容提要】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财政来源在1937年至1940年主要依靠外部援助，外援占全部财政收入的51％到85％。1941年至1945年外援中断，边区的财政来源主要靠各税收和公营企业的发展来提供。【正文】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财政来源分两个时期，1937年至1940年主要依靠外部援助；1941年至1945年主要依靠边区政府的各种税收和公营企业的发展来提供。本文就这两个时期陕甘宁边区的财政来源及与其相关的问题进行考查。一、1937年至1940年的财政来源及1941年发生财政困难的原因抗日战争开始后，中国共产党的财政政策是力争外援，休养民力，医治创伤，积蓄力量，支持长期抗战。这个政策的基本点是争取外援。因此，在抗战时期的1937年至1940年，陕甘宁边区的财政来源主要是依靠外援。外援有两部分，一部分是国民政府给八路军的军饷，一部分是海外华侨和后方进步人士的捐款。外援占边区财政收入约50％到85％。1937年至1940年外援金额及占当年财政收入比率为：1937年，万元，占年财政收入％；1938年，万余元，占年财政收入％；1939年，万余元，占年财政收入％；1940年，755万余元，占年财政收入70％。第六编《财政》，第13、48、14、15、16、20、236、367、374—375、426—427页。）除外援外，其余的财政收入来源是少量的税收和行政性收费。这几项收入缺1937年、1938年的资料。1939年税收万余元；没收款万余元；罚款近万元，土地登记手续费万元，杂项2万余元，总计占年财政收入的％。1940年税收万余元，企业盈余万余元；公产收入万元，寒衣代金万余元，罚款万余元；杂项万余元，总计占年财政收入％。总之，从上面各项收入的统计资料比较可以看出，1937年至1940年，外援是陕甘宁边区财政来源的主要部分。1937年至1940年，陕甘宁边区财政虽然困难，但精打细算，尚可维持，甚至有所结余，如1938年余万元，1939年余万元。但1941年，边区财政出现了严峻的形势，这年财政亏空万余元第六编《财政》，第13、48、14、15、16、20、236、367、374—375、426—427页。）。毛泽东回顾当时困难状况时曾说：“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严峻的形势？第一，皖南事变后，边区政府的外援完全中断。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随着日本对华政策的改变，国民党的政策也由积极抗日转为消极抗日，积极反共。表现在经济上停发给八路军的军饷和对边区进行经济封锁。1940年9月，国民政府就一度停发每月60万元的军饷，皖南事变后，八路军的军饷全部被停发。同时，国民党顽固派对边区进行经济封锁，禁止必需品如棉花、铁、布匹等入口，阻挠扣留边区商人；提高税率，不许边区土产向外推销。在顽固派的军事包围、蚕食政策和经济封锁下，边区的面积缩小，人口锐减。抗战初期，边区总面积为12.96万平方公里，人口约200万。被封锁和侵吞之后，边区面积减少到9.89万平方公里，人口减少到约150万。国民党的封锁，使海外华侨及后方进步人士的捐款也中断了。第二，非生产人口的增加是造成边区财政困难的客观原因。1937年，“七·七”事变前后，边区脱离生产的党政军人员最多不超过3万人。1938年后，大批爱国青年奔赴延安，到1939年边区非生产人员增至4万人。1940年至1941年局势最为吃紧时，从前线调部队保卫边区，使非生产人员达万余人。非生产人员的增加，加重了边区的财政困难。就粮食一项来说，除征收救国公粮，缺额部分由财政拨款购粮。1938年购粮款万元，占年财政收入％，1939年购粮款万余元，占年财政收入8％。1940年购粮款大幅度增长，款万余元，占年财政收入％。第六编《财政》，第13、48、14、15、16、20、236、367、374—375、426—427页。）分别比1938年增长了26倍和10个百分点，比1939年增长了3倍多和10个百分点。第三，不合实际的财政政策是造成边区财政困难的主观原因。1937年至1940年边区“力争外援，休养民力”的财政政策总体上是正确的，但在执行过程中过于机械和教条，出现了不合实际之处。一是对外援认识不足。抗战初期，国民党积极抗战的确鼓舞人心，但当人民力量壮大时，它必然要在政治上、军事上和经济上给予扼杀。尽管当时边区党和政府已经预见到外援不可靠，毛泽东在1939年就提出自己动手，开展生产运动的号召，但“没有把1939年的热潮坚持下去，普遍推广到农村去，到1940年就又有些消沉了。”第六编《财政》，第13、48、14、15、16、20、236、367、374—375、426—427页。）这说明党的一部分人包括高级领导人有依赖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