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舆论管理评析.docx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舆论管理评析舆论的自由与否，是衡量一个政体民主抑或专制的试金石。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出于“一党专政”的集权政治需要，国民党及其政权倾其所能，对新闻出版界严加控制。不仅把中国古代的“文字狱”手法运用得娴熟自如，而且还在“训政”、“法治”的旗帜下，把用因言治罪和非法律手段巩固其在新闻舆论界的主导地位的技巧锤炼得炉火纯青。在舆论管理上的专制，国民党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其表现也恰恰从一个侧面揭示了国民党及其南京国民政府的精神本质。一、思想一律的指导精神寻求言论一律，是一切专制政治的必然取向，也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民党及其政府始终如一的舆论指导精神。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伊始，国民党就公开宣称：“惟三民主义为救中国之唯一途径。”强调意识形态对于中国走出贫穷积弱状况的必要性，并声言：“凡反对三民主义者即反革命。”作为国民党首脑的蒋介石更是大肆宣扬专制集权的政治思想。循着一种传统的政治思维方式，蒋介石把辛亥革命以来中国军阀割据、民不聊生的政治混乱状态，归结为是“思想的纷杂”致使中国人无所适从，无法确定究竟哪一种体制最适合中国国情。据此，蒋介石认为统一全国的思想是当务之急。他提出：“拿三民主义来做中心思想，才能统一中国，建设中国；如果中国各派的思想不能统一，中国的建设是非常困难的。”所以，“思想之统一，比什么事情都要紧。”“要确定总理三民主义为中国唯一的思想，再不好有第二个思想，来扰乱中国。”国民党也把三民主义作为衡量一切思想意识正确与否的标准，甚至以“违反三民主义的理论为反动与腐朽思想标准。”作为这种思想意识的具体表现，1928年10月由国民政府颁布的《中华民国训政纲领》中规定，在必要时，国民党可对民众的言论、出版等自由权，“在法律范围内加以限制”，公然将一党主义的思想禁锢强加于亿万民众。1937年，国民政府制定的《民众读物改进方案》中明确指出，思想必须一元化，所有民众读物，“应把握三民主义为唯一出发点，不许有其他思想存在其间。”这种“思想统治”的意识，构成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思想箝制的根本精神。抗战爆发后，在全国舆论界的强烈要求下，国民党曾在舆论控制上有所松动。然而，这显然是权宜之计。1938年以后，在“战时需要”、“齐一思想”的借口下，国民党又重新强调了对于舆论箝制的指导思想。他们认为，抗战以来，“各方之宣传刊物如雨后春笋，盛极一时，其中认识正确、动机纯洁者固多，而言论幼稚，主张怪诞者，亦不为少。若而刊物，率多我对日作战掩护之下，或则抨击政府、妄作主张；或则厚诬本党以十年来均未一行主义；光怪陆离，不一而足。”“横流所及，遂使民众的无所适从之感，敌人得施其挑拨离间之谋，既以破坏民族之阵线，复以影响抗战之前途。而此种幼稚危险之宣传，倘令蔓延，不加纠正，尤足使一般青年政治斗争之意识超于民族斗争的意识之上，是其为害，宁不甚烈。”再一次呼吁，“行动应宜统一，理论尤贵一致。”1939年3月12日公布的《国民精神动员总纲领》中，国民党老调重谈，认为“抗战以来，全国之思想与言论，在根本上虽已形成统一，而枝叶上纷歧，仍所在多有，若任其杂然并存，势必导民志于纷歧，贻战事以不利”，并将“纷歧错杂之思想必须纠正”列为对国民“精神之改造”的重要方面。1940年3月23日，蒋介石在为中央政治学校新闻专修科第一期毕业生讲演时提出，新闻界必须“善尽宣扬国策之一责任。一切言论记载，悉以促进我国民独立自尊心，养成我国民奋斗向上心为旨归，处处遵守抗战建国纲领，时时不忘国家至上民族至上。”显然，强求言论一律的精神是不言自明的。1943年3月，在蒋介石授意下，由蒋介石署名、陶希圣捉刀代笔的《中国之命运》出版，从理论上完备了国民党专制政治的思想体系。蒋介石在书中公开反对民主政治和思想自由，他认为，中国之所以积贫积弱，根本原因在于中国人不是没有自由，而是自由太多，“成了一片散沙”，越出了“法定的界限”。所以，“中华民族要结成坚固石头一样的国防的组织体，则个人不能享有象一片散沙一样的‘自由’，是不待言的。”因此，他提出的“建国方略”的最主要工作首先是搞好“心理建设”，民众“只须遵循主义，按着方略，顺着成功的路线，穷理致知，实践力行”，“自必能达到最后的成功”。目的是要使民众在心理的潜意识上完全接受政治专制、容纳思想统制。由此可见，强调思想禁锢，是国民党及其政府实行专制政治的必然要求，思想禁锢的最主要方式就是实行言论一律的文化专制主义。正是在言论一律的精神指导下，国民党及其政府为国统区的舆论管理涂上了一层浓重的“党化”色彩。二、“党化”舆论的管理方针言论一律的指导精神必然随之产生文化专制主义。在尚未跳出政治专制有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政治高于一切的原则，就必然将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意志高悬于传播意识形态的舆论界。于是，颇具文化专制特征的“党化”舆论的管理方针，在不同的时期以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