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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藏敦煌西夏文文献考论【内容提要】本文通过伯希和对敦煌文献的考察及收集的描述,分析了法藏西夏文文献和俄国收藏的关系,探讨了敦煌研究院搜集的北区石窟的西夏文文献,回顾了西夏文的发现、研究和刊布的简单历史,从而证明法国、敦煌研究院的西夏文藏品是同宗同源的,法国藏品同俄国藏品也有部分的联系。法国藏品对于敦煌西夏文文献相互的证明、参考作用是其他馆藏无法替代的。【关键词】法藏/西夏文/文献一伯希和对敦煌西夏文文献的考察及收集伯希和是法国着名的东方学家。这位年仅27岁的学者具有超人的语言禀赋,精通13种语言,是着名汉学家沙畹的门生,能说流利的汉语。伯希和在敦煌的主要活动,是攫取了藏经洞的大量遗书和遗画,测绘了窟区地形和洞窟分布图,拍摄了洞窟内外景照片,编制了洞窟编号,撰写了洞窟笔记。1908年2月,伯希和考察队到达敦煌以后,对各民族的古文字包括西夏文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伯希和在藏经洞以每天1000卷的速度浏览挑选了文献精华。他的挑选原则是:非通行佛经,有年代供养人题记的佛经,社会文书,藏文、梵文、回鹘文、粟特文、于阗文、希伯来文等民族和外来古文字。他对于西夏文的兴趣和了解,是与国际东方学界完全同步、并且几乎和柯兹洛夫在黑水城首次找到西夏文文献并寄呈给国际东方学会同时。首先,伯希和敏感地调查了包括用西夏文刻画题写的题记:"我觉得,为了解释这些古籍的历史,惟有一名汉学家才可能做到并挑选出和利用最佳榜题和伴同它们的游人题记,它们全部或几乎全部是用汉文书写。我已经向您讲过西夏文和八思巴文的游人题记,这可能非常奇怪,但其数量不大。属于第一类的可能有20余方,属于第二类的勉强只有10方左右,它们全部都无法利用了。此外还有藏文、回鹘文、以常用字书写的蒙古文和少许的婆罗谜文题记。"[1][P259]其次,伯希和非常准确地依据有无西夏文文字来判断藏经洞封闭的年代。他在报告中说道:"第一个需要澄清的问题,便是该密室的大致年代的问题。在此问题上,不可能有任何怀疑。其汉文文书中的最后年号是宋代的最初几个年号:太平兴国和至道年间。此外,在整批藏经中,没有任何一个西夏字。因此,该龛是于11世纪上半叶封闭的,很可能是发生在1035年左右,在西夏人征服时代。人们乱无秩序地将汉文与藏文文书、绢画、帷幔、小铜像和直至851年雕刻的大石碑堆积在一起。人们可能会试图将成捆卷子散落开的混乱状态也归咎于对这次即将来临的入侵之恐惧,但我觉得更应该从中看到中原文明在敦煌地区的衰落。这种文明在唐代时非常发达兴旺,后来一直艰难地勉强维持到五代时期。"由此可见,伯希和在藏经洞文献中搜索西夏文遍寻无计,才得出了藏经洞封闭于西夏占领敦煌以前的结论。这个强有力的论断至今仍是藏经洞断代的最主要依据,虽然关于其封闭的原因可能不仅仅是因为西夏的占领。在藏经洞中未能找到西夏文之后,伯希和在完成各项工作的同时,开始在北区石窟继续寻求古代民族文字包括西夏文的资料。当他攫取了藏经洞"近全部写本的三分之一"之后,他宁可在北区石窟寻找和带回了我们所见到的支离破碎的西夏文残片,也不再眷恋藏经洞被留下的三分之二的哪怕是那么重要、完整、甚至璀璨光华的其他文献,可见西夏文文献哪怕是一些残片,对于国际学术界是多么的重要。法国国家图书馆原登录西夏文藏品为217件,后继续查找出未编号的27件,以及伯希和1938年在中国购买的经摺装《华严经》1件,木板写本1件,共着录了246件文献。对于西夏文材料,有百济康义编目的未刊稿,大致包括《华严经》、《二十一种行》、《瑜伽师地本母》、《正法念处经契》等等。国内学者一般都未见过,可能认为残片为多也不甚留意。正因为如此,他们往往就忽略了文献学、书籍史的一些最重要的材料。二法藏西夏文文献和俄国收藏的关系法藏敦煌西夏文文献,是从莫高窟北区出土,和俄国、英国从黑水城挖掘的情况多有不同。就敦煌出土的西夏文文献来说,伯希和所获是最多的。由此来考察莫高窟遗存的西夏文献,法国藏品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最主要的参照资料。我们知道,1908年俄国柯兹洛夫考察队首先在黑水城发掘了迄今为止最多数量、最为完整、最为重要的西夏文献;然后,是英国斯坦因在同一地点得到了仅次于柯兹洛夫的重大收获。此后其他地点和时间中获得的西夏文献,都没有能够超出这两次考古发现。1917年宁夏灵武发现的元代西夏文献,现存于北京中国国家图书馆①,少量则为日本藏家收购;再以后在甘肃武威、宁夏银川等各地,也都各有发现。但是,无论如何,伯希和在北区石窟发现的西夏文残篇断简,是敦煌西夏文文献最多发现的一次。西夏文文献资料的发现,一开始就表现出错综复杂的相互联系。明确材料的背景,明了其间的联系,对于考镜源流、辨章学术是十分重要的。关于1907年英国探险家斯坦因在敦煌的活动,我们从他的探险报告《西域考古记》已经大致了解。但是,我们似乎不知道他在北区石窟搜集到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