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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是“恶搞者”：从文化的身份认同看恶搞关键词：恶搞文化身份认同[摘要]：对于恶搞这一文化现象的研究往往止于网络开放性所引起的后现代式狂欢、编码解码的不同文化策略之类的结论，本文拟以S•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为框架，结合社会学、语言学和精神分析学的某些理论观点，进一步分析大众文化策略的产生机制，试图阐明恶搞与大众的文化身份认同实践的密切关系。随着2006年末光明日报报社关于网络恶搞成风专家座谈会的召开，全国性抵制恶搞红色经典主流声音的响起，2007年冬《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管理规定》的颁布，以及2008年对民营或合资网络视频企业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资格的审慎检查，以网络为主的恶搞事件似乎山穷水尽，因其而引发的各种热议也终于尘埃落定。在传媒业界的主流视野里，它被定义为“当前网络上流行的，以文字、图片和动画为手段表达个人思想的一种方式，完全以颠覆的、滑稽的、莫名其妙的无厘头表达来解构所谓‘正常’…”[1]；在传播学界里，它被打上“后现代”、“亚文化”等具有中性色彩的标记。众学者在关注和剖析之余，在端详和接纳之后，往往扼腕感叹其娱乐式的文化颠覆、空洞苍白的仪式狂欢，以及宣泄式的心理痉挛。然而，一旦我们将“网络”与“恶搞”分开来端详，便会发现网络发挥的只是一种推波助澜的作用。继网络视频恶搞之后，一种更加隐晦的文字恶搞开始盛行，恶搞现象本身似乎从来不曾开始，也不曾结束。它似乎深埋于社会与文化的脉络中，藏匿在文化颠覆、仪式狂欢，以及心理宣泄的表象背后。本文拟以S•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为框架，结合社会学、语言学和精神分析学的某些理论观点，进一步分析大众文化策略的产生机制，另辟蹊径再探恶搞文化的本质。一恶搞：从后现代的心理病症到文化的编码解码在传播研究领域里，恶搞文化的源头被定性为大众“在现实生活，出于各种因素的考虑，对各种宏大叙事往往在充满着敬畏的同时，心里对其又有着诸多的不屑和怀疑，于是通过制作或者阅读恶搞作品，进行一次英雄的解构，谋求心理的平衡”，它借助网络传播的新渠道，在后现代主义的摇旗呐喊声中粉墨登场，而其根源则深藏于大众心理之中，并可总结为一种“…心灵突围的集体默契：一是满足了人们缓解内心压力、寻求解脱的心理需要；二是满足了人们内在的逆反心理的需要；三是满足了人们追求角色认同的心理需要；四是满足了人们渴望展现自我的心理需要”，总之，“恶搞原本是没有的，是在网络和多媒体发展到白热化阶段才真正开始形成…”。另有学者将网络恶搞文化与英国伯明翰学派的青年亚文化理论联系起来，认为恶搞文化与亚文化相似，代表着边缘群体和弱势群体的特殊抵抗方式，是与他们生活状况之间的“想象性关系”。因此，恶搞构成了“新的文化消费模式：受众不再是被动的接受，而是在模拟、戏仿和反讽的再编码中获取文化解构的快感。”文化研究的视野中的恶搞文化逐渐走出心理抑郁症的阴影，成为一种青年亚文化的象征，一种对“前革命的社会、政治和组织问题的后革命的文化反应”。在文化研究者的眼中，S•霍尔的编码与解码理论为恶搞文化的演绎模式提供了绝佳的理论支持。首先，我们必须把传播中的信息看作一种以某种特殊方式组织起来并以符号为载体的意义实践对象。用霍尔的原话说，“这个符号载体是按‘语言’规则构成的。…因而，这一过程在生产的一端不仅需要它的物质工具——‘手段’，还需要自己的各种社会关系——诸多实践在传播机制内的组织和结合”。以此看来，媒介信息话语永远不可能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在当今这个时代，它甚至失去了系统的形构，弥散于各种权力话语的张力之中。霍尔的贡献在于把我们的目光引向信息编码意义结构之下的知识构架、生产关系和技术的基础结构。在那里，受众被切割成支离破碎的玻璃片，每一片都反射出其独特的意义光谱，如同一张手工绘制的独特社会现实地图，而意义被描绘为各种蜿蜒曲折的通路。同时，霍尔并没有否定主导文化秩序的存在，这恰恰是大众媒介进行常识性意义建构的基础。毫不夸张地说，霍尔理论的核心便是企图将大众传播媒介中那些自然、客观，甚至是个体化的意义建构过程降解为对符号相互制约关系的再安排、再限定，以期达成某种意义的共识。在恶搞文化的例子中，恶搞的导火线是广播者和听众之间社会关系与意义结构的差异，以及符码的不对称性，而网络只是这些事件的放大镜而已。然而，无论是置身于何种理论框架中，恶搞文化终究难逃厄运，充其量也只是乌托邦式的短暂狂欢，“回归到现实世界，无论是对于现实的政治秩序还是经济体制，它所能起的作用都很有限。…因此，在这层意义上，恶搞文化所代表的是反抗，但只不过是一种象征与仪式的抗争…它既可能消失在主流意识形态的打压下，更可能淹没在商业利益的收编中”，“无论是内在的狂欢，还是内在的抵抗，从诞生之日起，实际上就已经沦为了一种苍白的仪式。”二新式恶搞与编码解码论的不足“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用这个俗语来形容似乎已尘埃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