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解决我国农民增收难问题的一点思考.docx

对解决我国农民增收难问题的一点思考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曾经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也显着地增加了农民的收入。但是，1996年以来，我国农业增加值增长率呈下降趋势，与此相联系，我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率也呈下降趋势。这种趋势得不到有效控制，会直接影响国民经济发展的全局。那么，究竟什么原因造成我国农民增收难?我们又该如何解决农民增收难问题呢?对此，必须作出理性的思考。一、当前我国农民增收难问题的症结我国农民增收难的问题主要原因在于农产品供求格局发生变化，农业增长日益受市场需求的约束，以及与此相联的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来源和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农民就业机会减少和大量剩余劳动力没有出路；日益加重的农民负担；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城市化严重滞后。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的快速增长，我国农产品的供给总量已经能够满足需求，绝大多数农产品已由卖方市场过渡到买方市场，由长期短缺转变为供求基本平衡；全国主要农产品的供求矛盾，已由总量矛盾为主转向以结构矛盾为主。在农业增长面临日益强化的市场约束形势下，农产品总量扩张已经不能为农民在农业中创造更多的收入来源。据有关专家研究，近十几年来，农民工资性劳动报酬收入占纯收入的比重不断上升，从1985年的18．4％上升到2000年的31．2％，而同期种植业和畜牧业收入的比重则分别从48．15％和13．1％下降到39．91％和9．2％。1998年以来连续两年，在农民的人均纯收入中出售农产品的收入已呈绝对减少状况。农民就业机会减少和大量剩余劳动力没有出路，是导致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我国现有耕地总面积不到20亿亩，人均约为1．4亩。近十几年，耕地还以每年约1000万亩速度锐减。与此同时，从事农业的劳动力却在不断增加。据有关资料表明，仅1997、1998、1999年三年就净增农业劳动力近500万人。非农就业机会的减少，农业劳动力净增加，大量剩余劳动力滞留在农业，致使我国本来就很低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更趋低下，农民收入自然难以增加。日益加重的农民负担，也是导致农民增收难的重要因素之一。1995年后，农民负担继续反弹。虽然，一直以来国家采取一系列治理“三乱”，减轻农民负担的治本之策，但现行农村统筹资金制度是乡镇政府以“三提高”(包括公积金、公益金、管理费)、“五统筹”(包括乡村两级办学经费、计划生育费、民兵训练费、乡村道路创建费、优抚费等)各种收费的形式直接向农民收取，实质上是属于一种“一事一费一制”的筹资办法，本身就具有推动开征新费的机制。一事一费需要专款专用、收入与支出相适应，当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出现新的公共事务需要时，当财政预算内资金没有力量供给，而新事务又非办不可时，就只好相应开征新的收费才能满足需要。加之收费又是由各部门自收自用，缺乏严格的法律约束和有效的监督机制，这样在部门利益驱动下，实际执行中就极易扩大收费项目。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城市化严重滞后，是我国农民增收难的深层次原因。当今经济发达国家的城市化水平已在80％左右，发展中国家平均在40％左右，而我国目前的城市化水平则刚突破30％。我国的工农业产值结构已由建国初期的3：7转提为7．5：2．5，而城乡人口结构仍为3：7，这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这就是说，在依靠市场机制和农村工业化力量来推动经济高速增长及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同时，我国城市化滞后的问题日益突出。城市化严重滞后带来的社会问题有可能日益加重。如果我国城市化长期游离于工业化和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进程以外，如果我国农民仍然束缚于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之下，那么农民增收难问题将永远无法从根本上加以解决。中国的问题说到底是“三农”问题，“三农”问题说到底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说到底是收入问题。要解决农业问题，必须靠工业化；要解决农民问题，必须靠非农民化；要解决农村问题，必须靠城镇。要使农民增收，就应减少农民；要使农业现代化，就得改变城乡二元结构。二、增加农民收入的途径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农村城镇化是持续增加农民收入的关键。近几年农业对农民收入增长的贡献减少，是农产品出现阶段性供过于求、市场价格低落造成的。为了解决我国农业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客观上要求必须对农业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这是新阶段农业和农村工作的主线，是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关键。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有别于具体产品结构调整的适应性调整。适应性调整，是根据市场需求短期变化而导致的供给方的调整，或者说是一种供给方相对需求方的变化，多生产或者少生产某类之品的调整。战略性调整是指在转变产品结构的同时，还必须对原有的生产模式、经营模式、营销模式，以及投资模式等方面进行根本性调整。还有，农业经营体制的创新，实行产、供、销一体化的农业产业化经营等，也是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的题中应有之义。不能对农业结构调整作过于狭义的理解，仅仅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