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语境下中国现代民族精神的建构.docx

全球化语境下中国现代民族精神的建构[摘要]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文化的核心价值之一。在现时代，每个民族特有的民族精神都必须迎接全球化的挑战，参与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建构。中国现代民族精神的建构，离不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扬弃，也离不开对西方文明的借取。只有破除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利于现代社会生活的弊端，同时充分吸收、发扬中西文明两方面的优点，互相磨砺、融合，才能建构新型的现代的中国的民族精神。[关键词]民族精神全球化传统文化基督教一问题的提出：全球化语境下的民族精神人类已进入21世纪，以现代性扩张为其本质的全球化已成为不争的事实：资本不断扩张，全球范围内的生产力社会化达到空前的高度，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资源在全球化得到优化配置，并且推动着技术进步、制度创新，开辟了信息和网络经济的新时代，极大地促进了世界贸易世界经济的发展；各国通过全球化的交往，加强了彼此的交流和合作，为解决危及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全球性问题提供了可能的途径；不同民族和不同国家作为不同的文化主体，正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为建构个性与共性统一的文化和价值体系作着自己的努力；人类交往活动在时间和空间维度不断延伸和拓展，由以血缘和种族关系为基础的封闭地域向开放和社会化的世界转变，进入“世界历史”的新时期。全球化不再是模糊的推理，而是人们可以感受到的活生生的事实。全球化作为一种以经济为先导、以价值观为核心、以政治为辅成、以广义文化为主体的社会合理化与一体化浪潮[1]，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带来市场经济、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人们生活、生产、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极大改变，整个世界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形成“地球村”；另一方面也带来许多困惑和危机，异化与冲突日益突显。中国人民大学张立文曾概括出全球化背景下的“五大冲突”和“五大危机”，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的心灵、各文明的冲突以及生态危机、社会危机、道德危机、精神危机和价值危机。全球化背景下的冲突与危机，冲击着社会生活各个方面，但其对人类精神领域的冲击最为明显与强烈，因此文化领域的价值观与精神理念的冲突与危机可是看作是其最高层次与核心。“从文化上看，人类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的不同的种族、传统、习俗、宗教、语言、哲学和价值观念也是制衡文化全球化的一种巨大的力量。亨廷顿认为，冷战以后，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在意识形态上的对立已经让位给区域化的、八大文明之间的冲突。这八大文明是：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和非洲文明。他甚至这样写道：‘我们只有在了解我们不是谁、并常常只有在了解我们反对谁时，才了解我们是谁。’要言之，在当今世界上，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区域化与全球化一样，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就告诉我们，在当前的生活世界中，全球化和区域化形成了一对矛盾：一方面，它们相互依赖、相互渗透；另一方面，它们又相互对立、相互制衡。在观念上，我们既不能撇开全球化来思考区域化，也不能撇开区域化来思考全球化；在行为方式上，我们既不能脱离区域化的现实去捕捉全球化的幻影，也不能脱离全球化的背景去营造区域化的堡垒。全球化这一事实，无论赞同与否，我们都必须正视它。全球化作为政治、经济、文化的转换和重建，将形成一种全新的价值依托和全新的文化经验。全球化的不可阻挡，要求我们从全球化的视域、世界史的角度来考量一切文化价值。全球化下的文化策略，不是分裂和对抗的,而应该是对话和融合的。每个地域、民族的文化都应该保持一种开放的态度，在保持其文化个性的同时积极地参与全球化的文化重构，都应该为新型的全球伦理和普世价值作出积极的努力。中国文明历几千年，几遭外族入侵和外来文化挑战而不坠，其原因就在于中国文化的包容性和开放性，它能吸收不同质的文化而为己用，丰富和扩大自己的文化内涵。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时期，中国境内各地域、各民族的文化互相交融，产生了“百家争鸣”的文化局面，创造了中国文化上的“核心时代”，同时也奠定了中国文化对待异质文化的基本态度。因此，在3世纪到7世纪，中国文化才能面对佛学这一异域文化挑战，一变而形成了中国佛学，进而在10世纪后诞生“理学”这一新型的儒学形态。从中国历史的经验看，中国文化的演进，始终没有脱离开文化的交融。一个文化，只有经历不断的磨砺和融合，才能有生命力。民族精神是民族文化的核心和灵魂，也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民族个性的张显就在于拥有自己独特的传统文化，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没有民族精神作为精神支柱，就等于没有灵魂，就会失去凝聚力和生命力。在全球化的语境下建构中国现代民族精神，需要文明间的文化交流与文化吸引。在当今社会，这一文化的交流无疑是最大规模和全球范围内的，它是以平等的姿态与最强势的文明对话，从而再创一个新型的中国文化。中国现代民族精神的建构应该加强与西方的对话与交流，尤其应该在全球化背景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