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区域汇率协调：理论与现实选择.docx

东亚区域汇率协调：理论与现实选择20世纪90年代末的亚洲金融危机给东亚国家带来了惨痛而深刻的教训，使东亚国家清醒地认识到了钉住美元汇率制度的脆弱性和加强区域汇率协调的必要性;欧元的成功运行更是使东亚各国看到了建立“亚元”的美好前景｡在此背景下,建立东亚各国汇率政策协调机制,保持东亚区域汇率稳定,显得尤其重要｡日本在1997年和1998年分别提出了建立亚洲货币基金的构想和“新宫泽计划”,马来西亚于1999年提出了东亚货币基金,韩国经济学家于2000年提出了亚洲借款安排,但是由于美国势力集团的反对以及东亚自身条件的约束,这些都滞留在讨论和构想阶段｡2000年5月达成的《清迈协议》及随后“10+3”框架下的双边货币互换协议的陆续签订,还有计划于2006年上半年由亚洲开发银行(ADB)编制和公布的亚洲货币单位(ACU),都标志着东亚区域汇率政策协调及金融合作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一､东亚各国的汇率制度选择及汇率协调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东亚各国的汇率制度选择东亚金融危机之前,东亚国家或经济体所采取的汇率制度主要有钉住货币篮､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和货币局三种｡但是在实际的运用层面上,几乎所有的经济体都将自己的货币与美元挂钩｡只有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实际采取的是钉住货币篮制度(其中美元占70%,日元和马克占30%),而其他的货币90%以上都是和美元联动的｡危机过后,东亚各国都进行了汇率制度的调整｡第一,东亚各经济体的汇率制度安排多种多样,范围包括从货币局制度到独立浮动制度,还有处于两者之间的各种汇率制度;第二,五个最开始受到危机攻击的国家中的三个国家(韩国､印度尼西亚和泰国)的汇率改革方向是使汇率形成机制更加灵活,而马来西亚则朝相反的方向进行改革｡新加坡､菲律宾等国的汇率制度安排在危机前后保持不变｡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的脆弱性在上个世纪末的金融危机中暴露无遗,也有人认为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是东亚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这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东亚各国与日本经济联系紧密｡在世界市场上,由于亚洲国家的产品与日本的产品相互竞争,亚洲国家的出口在很大程度上随日元的升值或贬值而波动(关志雄，2002)｡日本自1973年实行浮动汇率制度以来,日元对美元的波动频繁,而且波动幅度比较大(麦金农,1999)｡日元的频繁波动对亚洲经济增长的稳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当日元贬值时,大多数国家都会出现来自日本的直接投资减少和出口竞争力下降的问题｡日元贬值10%,亚洲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将下降1%(关志雄,2002)｡第二,东亚各国的汇率缺乏弹性｡由于采取的是钉住美元制,各国的货币政策发挥的空间极其有限,当名义汇率与实际汇率发生长期偏离时,国际游资的投机行为便会有机可乘｡而各国的外汇储备有限,在大量游资的投机冲击下将很难维持本币与美元的比价,而不得不放弃钉住美元制｡第三,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东亚各国与美国经济的同步性大大下降｡据有关学者考证,自1985年“广场协议”以来,东亚国家与美国经济的同步性已大大削弱了｡东亚国家与美国经济增长率的同步性从1971—1984年的下降为1985—1998年的-(关志雄，2000)｡与美国经济同步性的大大下降将加大东亚各国实行钉住美元制的成本,在投机冲击下,钉住美元制将很难维持下去｡东亚汇率协调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欧元的成功诞生鼓舞了亚洲特别是东亚各国建立“亚元”的信心,上个世纪末的金融危机后,亚洲各国都患上了“浮动恐惧症”｡危机过后,东亚各国都努力促进和加强东亚货币的合作,为“亚元”的实现铺路｡东亚汇率制度协调是东亚货币合作进程中的一个不可逾越的阶段,现阶段东亚区域汇率制度的多样性选择显然不是东亚区域的最优选择｡目前东亚汇率协调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有:1.缺乏强有力的监督机制,东亚国家可能存在“道德风险”｡亚洲货币单位(ACU)计划于2006年由亚洲开发银行(ADB)编制推出,但其并没有涉及到各国汇率政策的改革和协调问题｡由于受亚洲传统合作方式的影响,东亚各国对区域汇率的协调并没有达成严格的框架协议,而只是在区域融资制度安排､宏观经济政策等方面达成了一些合作协议｡《清迈协议》是东亚金融合作进程中的里程碑协议,在此协议的框架体系下,东亚各国相继签订了16个涉额近360多亿美元的货币互换协议，如表1所示:东亚各国经济发展层次的差异以及政策偏好的不同可能导致“道德风险”的出现｡当危机发生时,有效的监督和执行机制的缺位将会使已经签定了的协议缺乏保障,影响协议的顺利履行,从而可能导致危机防范体系的崩溃｡2-各国汇率政策的不同,导致区域实际有效汇率出现差别｡目前东亚区域内各国关于汇率制度的选择呈多样化特征,既有浮动汇率制,又有固定汇率制度,还有中间汇率制｡在世界产品市场上,东亚其他各国与日本基本上是竞争关系,东亚国家的出口在很大程度上随日元的波动而波动,日元贬值将会削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