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兵制沿革历史轨迹.docx

近代兵制沿革历史轨迹［摘要］鸦片战争拉开了中国近代社会的帷幕，作为社会制度文化的兵制随着西方殖民者的入侵和农民起义的风起云涌，被迫进行了近代化的沿革。在两次鸦片战争，尤其是太平天国运动的冲击下，八旗、绿营经制兵制被勇营兵制所取代，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后，清政府仿照西法编练了新军。近代兵制的沿革推动了近代中国军事近代化进程，也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中国近代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社会各层面的近代化转型。［关键词］近代兵制；沿革；历史轨迹军队是国家独立自主的保证，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历朝历代都非常重视军队的建设，为保证军队建设的顺利进行和军队战斗力的充分发挥，国家制定了一系列有关军事力量的组织、管理、训练、储备、征募等法规，由这些法规确定下来的制度就是军事制度，简称兵制或军制。兵制的主要内容包括：“军事领导体制、武装力量体制、军事指挥系统、军队编制、动员体制，兵役制度、军官培养制度，武器装备、后勤供应和军队各项工作、管理制度，以及人事任免、奖惩等等”［1］1。近代中国兵制的沿革是中西文化冲突的正面战争以及西学东渐引发并驱动的。同时，近代化转型中的中国社会加速了近代中国兵制沿革的速度；反过来，近代兵制的沿革也影响到近代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转型。系统地研究近代中国兵制沿革的历史脉络以及特征规律，可以为今天军事制度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制度建设提供一些启示和借鉴。一、近代中国兵制演进的历史轨迹1840年的鸦片战争宣告了中国一个古老时代的终结，也拉开了中国近代社会的序幕。近代中国兵制在西方殖民者的武装侵略面前，在要求镇压人民起义的任务面前，被迫走上了曲折的沿革之路，而影响近代中国兵制沿革的因素是多方面、多层次的。首先是八旗、绿营的衰败奠定了近代中国兵制演进的逻辑起点。清朝前期的经制兵八旗和绿营将士素质逐渐低下，军队训练荒疏；另外，绿营兵“差操不分”，“只知有差，不知有操”［2］，日为繁重的差务奔走不遑，无顷刻之暇，根本顾不上操练，战斗力下降。这为“湘勇”的出现提供了可能性。其次，战争是近代中国兵制演进的直接动因。推动近代中国兵制演进的动力主要不是来自于军队自身的要求，而是源于战争的需要和压力。战争给近代中国的军队带来了不同程度的危机和挑战，直接推动了中国兵制近代化的沿革道路。在近代中国兵制演进的历史轨迹上，太平天国运动和甲午中日战争是两次极具里程碑意义的战争。再次，西学东渐是近代中国兵制演进的“外部催化剂”。西方的先进军事武器、军事制度、军事思想等，为近代中国演进中的兵制注入了资本主义近代化因素，加速了兵制演进中的近代化历程。从1840年鸦片战争至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近80年的近代历史上，中国兵制的沿革共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一是八旗、绿营兵制；二是勇营兵制；三是新军兵制。八旗、绿营兵制是清朝前期的主要武装力量，即所谓的经制兵。进入近代以后，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仍然是清朝居于统治地位的武装组织，捍卫着清王朝的封建政权。不过，八旗兵在入关后就已开始腐化，至康熙年间平定三藩之乱时已是腐朽不可用了。从此绿营成了国家军队的核心主力，清朝的前、中期至太平天国运动的这一时期在兵制史上称作为“绿营时代”。绿营也疏于训练，“差操不分”，逐渐衰败、废弛。在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的沉重冲击下，这支经制兵已是强弩之末，不战自溃，呈分崩瓦解之势。“待咸丰十年太平军再破清军江南大营，尤其是同治四年新捻军击毙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之后，清朝原有的武装力量基本被扫荡殆尽”［3］36，清朝统治者十分震恐，屡次颁诏，号召各地官绅筹办团练，以团卫地方；另拨专款给八旗、绿营招募乡勇，以充实军力。在战争中成长起来的湘、淮军镇压了太平军及各地农民军后登上了历史舞台，逐步成为清王朝的军事支柱，这是中国近代兵制发生新变革的开始。从此至中日甲午战争，勇营兵制成为这一时期国家兵制的主体，这在同治、光绪两朝近30年的时间被称为“兵勇并存”的时代，或者称为“勇营时代”。勇营成为支撑清王朝统治的主要武装力量，并以一种新的兵制在中国军事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主要原因应归之于曾国藩的兵制改革和湘军的建立。咸丰三年春，谕令湖南巡抚传旨，命湖南在籍礼部侍郎曾国藩“帮同办理本省团练乡民，搜查土匪诸事务”。曾国藩不拘泥于过去办团练的旧规，改弦更张，“仿前明戚继光，近人傅鼐成法”［4］训练出一支新的地主武装。这支军队的兵源主要来自湖南宝庆府和长沙府，所以称之为“湘勇”或“湘军”。湘军由步军、水师、和马队三个兵种组成，编制都以营为组建的基本单位。营以上设统领，统领所辖营数由几个到几十个不等，分别冠以不同的代号，如鲍超字春霆，所以他率领的部队称“霆字营”；各统领由大帅指挥。大帅依靠一个庞大的统帅部实施军事指挥和提供后勤供应。统帅部包括营务处、粮台、厘金、制造、支运和转运等局。“勇营之制，营官由统领挑选，哨弁由营官挑选，什长由哨弁挑选，勇丁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