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产业集聚发展模式的探讨.docx

对中国产业集聚发展模式的探讨中国大多数产业集聚还是靠低成本来获取竞争优势，这种低成本一方面是通过集聚本身的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及外部经济获得，另一方面，亦是通过廉价劳动力、便宜土地供给、宽松税收政策及低环境保护成本等因素形成，但是靠消耗廉价要素和环境谋求经济发展并不是长远政策。从国际贸易环境看，新贸易保护主义主要体现在环境保护、劳工标准、技术壁垒等方面，由于相当多的产品是主要面向国际市场，这些新的政策贸易环境给中国的产业集聚带来挑战，本文试图对中国产业集聚的发展模式进行梳理，通过对其发展特征、效应及存在问题的分析，提出今后发展的政策建议。一、成本追逐型、外源型集聚模式外源型产业集聚主要是抓住国际产业转移机遇，利用政策和区位优势，引进三资企业而形成，广东的产业集聚展便是其中的例子。(一)外源型产业集群的特征和效应外源型产业集群具有“两头在外”的特征，产品销售基本以国际市场为主，例如石碣生产的110种电子产品中，有8种产量居世界第一位。东莞大岭山镇台商家具业集群号称亚太地区最大家具生产基地，但国内知名度却不高，主要是因为该集群产品基本出口，不在内地销售。外源型产业集聚由境外企业转移加工制造环节而形成，以OEM为主要业务，企业的研发、销售等战略环节基本留在境外，产业链并不完整，产业价值链缺乏战略环节，整体处于低端层次。例如，东莞电子信息产业集群拥有3000多家相关企业，但拥有研发机构的却凤毛麟角，东莞能够生产一台计算机95％的配件，却无法生产具有核心技术的关键组件CPU。规模生产并没有带来高额利润，如东莞电子信息产业集群，一般只赚取5％的加工费。产品品牌基本属于外资企业，难以形成自主品牌。外源型集群虽然属于嵌入式集群，但嵌入行为主要是基于降低成本和获取资源，与当地经济、社会、文化网络的联系相对松散，嵌入程度有限，产业关联度较低，企业间缺乏紧密的分工协作体系，相互依赖程度小，台商、港商、日商等各自形成自己的社会协作网络和人际交往圈子，彼此间及与当地社会之间存在一定的文化隔阂，集群内的龙头企业向外转移，往往也会导致为其配套生产的一批中小企业随之迁走。外源型企业虽然地区根植性不及内源型产业集聚强，但却起了母细胞效应，其效应便像硅谷的仙童半导体公司，硅谷之内的七十余家专门从事半导体技术的企业中，约有一半是从仙童直接或间接衍生出来的，母细胞效应对区域经济的起飞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一是快速带动当地经济。对于经济基础薄弱的地区，自发式的产业集群发展进程往往非常缓慢，而引进外源型产业集群，寻求嵌入式发展是可供选择的一条重要快捷方式；二是促进技术进步及转变观念。借助外部力量，扩大利用外资，不仅解决资本不足的问题，同时促进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升级和出口扩大，对于转变观念和企业经营机制，对于管理体制创新和制度现代化建设，都具有重要战略意义；三是在地理区位上，集群多产生于城市边缘地区或乡镇，在城市化过程中，很多产业集群所在地成为城市中心区的重要组成部份；四是在经济上，产业集群现已成为很多地区加快经济发展、解决就业、增加税收和财政收入的重要载体。在市场竞争上，产业集群已成为当地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重要力量，虽然在产业单项竞争上，广东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相比尚有较大的差距，但凭借产业集群带来的整体竞争优势，广东电子信息、纺织服装、工艺陶瓷等产业正逐渐成为国际市场的重要力量。美国《纽约时报》在深入研究珠江三角洲地区传统产业在生产成本上涨后，为何产品还能统治国际市场时，曾指出，这些地区的制胜之道在于强大的配套优势，这是越南、印度等更低成本国家目前难以达到的。(二)外源型产业集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外源型产业集聚的发展主要是靠台湾及港商企业，虽然有亲缘、乡缘等社会关系网络，但不同的制度环境及技术水平往往妨碍了企业家之间的沟通以及相互理解和相互信任。一是外商制造业采购非本地化，大部分原料仍然靠进口，外源型集群与当地相关产业前向、后向关联效应不太强，例如台商到大陆投资后，仍然与台湾的原材料、设备供货商等上下游企业以及其他支撑体系保持着相当紧密的供货商——生产——贸易商的网络联系；二是外源型集群很多时是所谓“复制群居链”，一些有着产业联系的上下游生产企业一窝蜂地相继前来办厂，以维持原来的生产联系。如制鞋业，台湾的制鞋商、原材料供货商、包装商、机器维修店以及外包厂商在广东形成了一个新的企业网络。“群居链”复制过来后，与当地的交流就少了，因为它们可以不依赖当地的供货商网络。而这种“群居链”又是可以到处流动的，这容易造成当地经济的空洞化；三是外源型集聚的技术溢出不明显，港资及台资企业在大陆多以独资形式出现，为保护先进技术，外资企业往往竭力避免核心技术过快外溢，例如一般情况下核心技术是在台湾研究开发，然后直接移植到大陆进行生产，它们的技术创新与改造仅与台湾母公司发生纵向联系，而不与当地同行发生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