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地区税收影响的分析.docx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地区税收影响的分析一、研究目的改革开放以来，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据国家税务总局统计，2006年外商投资企业的税收达亿元，比上年增长%，高于全国同期税收增幅个百分点。外商投资企业的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增值税、消费税和营业税全面快速增长，其中企业所得税亿元，增长%，增幅高于全国增幅个百分点；个人所得税亿元，占全国的比重为%；增值税亿元，占全国的%；消费税亿元.增长%.占全国的%；营业税亿元，增长%，占全国的%。但是，在现有关于外商直接投资与税收相互关系的研究中，基本上局限于如何完善现有的涉外税收政策特别是所得税政策以期进一步吸引外资方面，而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对地区税收影响的成果并不多见。温治明、胡再勇等人在此方面进行了初步的尝试。温治明在比较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对中、东部地区财税贡献的基础上，着重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对中部地区财税影响存在的问题及相应对策，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不过，该文无论在地区间比较的层面、范围还是实证方法的选择上，有待进一步深入。胡再勇则采用行业分析的方法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税收贡献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但其研究的重点集中在行业比较上，并未涉及地区问题。本文拟采用面板数据分析方法，从全国、东部、中部、西部四个层面，比较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税收影响的地区差异性，进而就如何提高外商直接投资对地区税收的贡献度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二、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地区税收影响的实证研究本文采用的面板数据模型结构Y=α+u+βX+εi=1，……，Nt=1，……，T其中，截距项为α+u，β为斜率，i表示横截面数据，t表示时间序列数据。由于本文主要是研究模型中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方向和影响程度，所以可以认为差异主要体现在横截面的不同个体之间，即假定斜率系数为常数，个体的差异主要体现在截距项u上。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和完整性，本文选取1993～2006年我国各省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为因变量，以各省份所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额为自变量，分别从全国、东部、中部、西部地区4个层面构建4个面板数据模型进行比较分析。由于重庆市和西藏自治区数据严重缺失，在模型估计过程中扣除了上述两个省区。另外，为消除数据中可能存在的异方差，因变量和自变量都取自然对数。根据Hausman检验的结果，上述4个模型均适应固定效应的面板数据模型。选择固定效应的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回归，AdjustedR2，DW，F等指标显着，模型拟合效果较好。实证结果表明，从全国平均水平来看，外商直接投资的税收增长弹性是，即外商直接投资增长1个百分点，税收增长个百分点。东部地区税收增长弹性为，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中部地区税收增长弹性为，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西部地区税收增长弹性为，在各地区比较中最低。显而易见，在我国利用外资过程中，东部地区的税收增长弹性高于中西部地区。究其原因：一是外资区域结构的不平衡性。《2007年中国外商投资报告》显示，2006年东部地区实际使用外资亿美元，占全国总量的%；中部地区实际使用外资亿美元，占%；西部地区实际使用外资亿美元，占%：东北老工业基地实际使用外资亿美元，占%。二是外资企业区域经营绩效的差异性。以资产收益率和资产周转率两个指标来考察外资经营绩效的区域特征。根据全国第一次经济普查数据，东部地区外资资产收益率为%，中部地区为%，而西部地区的很多省份甚至出现亏损：东部地区外资企业的资产周转率为%，中部地区为%，而西部地区仅为%。总之，东部、中部和西部利用外资数量和质量的差异使得外商直接投资对税收增长的贡献度存在明显差异。实证结果同时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对税收影响的省区差异性也较大。原因是多方面的，或由于外资适用的区域政策不同，或由于外资的区域性产业结构不同，或由于外资企业经营效益的不同。以我国东部地区为例，广东、福建、山东、浙江、辽宁等省份的u值非常小，甚至绝大多数为负值，而北京、天津、上海三大直辖市的u值较大。之所以出现以上差异，一方面是由于外资适用不同区域优惠政策的必然结果。据有关部门测算，长期以来，外资企业所得税在经济特区的实际负担为5%，在沿海开发区为9%，在内陆经济开发区为15%。给予外资较高程度的税收优惠能促进外商直接投资的增长，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原本应征收的一部分涉外税收，在实际中常出现外商直接投资快速增长，而税收收入所占比重却未同比提高的现象，这在经济特区、高新技术开发区、保税区、工业园区等各种政策区域高度集中的广东、福建、山东、浙江、辽宁，海南等省表现得尤为明显。根据一些学者的测算，由于这种区域优惠政策的过多存在，导致我国每年大约少收入2000亿元外资企业税收。另一方面，外资产业结构差异也是直接影响地区税收收入的重要原因。相比较东部其他地区，身处区域经济发展中心城市的北京、上海、天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