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古书辨伪方法平议.docx

梁启超古书辨伪方法平议梁启超是中国近代的文化巨人，也是清华国学研究院的着名导师。在本世纪初的疑古辨伪运动中，梁启超尽管承认自己不如胡适、钱玄同“疑古最勇，辨伪最力”，[1]但就古书辨伪方法而论，他的论述最为系统、详密，最具代表性而又影响最大。如张心澂着《伪书通考》，其《总论》部分即多本梁说。特别是论“辨伪的方法”，主体部分即梁氏之说。谢国桢的《史料学概论》、张舜徽的《中国文献学》、吴枫的《中国古典文献学》、王余光的《中国历史文献学》等书，在论辨别伪书的方法时，皆采梁氏说以为代表，皆奉梁氏说为圭臬。对梁氏所揭示的辨伪方法，余嘉锡早在30年代就有异议，其说主要见于《古书通例》一书，可惜并未为世人所重。70年代以来，随着马王堆帛书、银雀山竹简、阜阳竹简、定县八角廊竹简、睡虎地秦简、张家山竹简、荆门楚简等大批地下材料的相继出土，学者们开始发现，疑古辨伪运动固然在史观上有其积极意义，但也造成了大量的冤假错案，许多的“伪书”并不伪。80年代后期以来，时贤对疑古辨伪造成的冤假错案更开始进行深层的反思，李学勤先生的《对古书的反思》、李零先生的《出土发现与古书年代的再认识》，可谓代表。平反疑古辨伪所造成的冤假错案必须反省造成这些冤假错案的理论依据，而梁启超所揭示的辨伪方法作为判定古书真伪的标准，理应成为我们反省的首选。梁启超关于辨伪方法的系统性论述首见于《中国历史研究法》，该书系梁先生1921年秋在南开大学所作讲演之讲稿，同年11、12月《改造》杂志第4卷3、4号揭载部分，1922年1月由商务印书馆初版发行。在该书第五章《史料之搜集与鉴别》中，梁先生提出12条“鉴别伪书之公例，作自己研究标准焉”。1924年春，梁先生着《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此“本清华讲义中一部分”，后发表于《东方》杂志第21卷12、13、15至18号，并收入《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在其第四节《辨伪书》中梁先生总结出清儒辨伪的6条“重要方法”。1927年2月至6月，梁先生在燕京大学讲授《古书真伪及其年代》一学期，由清华国学研究院学生周传儒、姚名达、吴其昌记录，辑为一书。其第四章《辨别伪书及考证年代的方法》分传授统绪和文义内容两大项，提出了更为详尽周密的辨伪方法，可谓集古今辨伪方法之大成。下面，笔者就以梁先生此说为主，参以前两说，平议其是非短长，以为借鉴。梁先生从传授统绪辨别古书真伪，第一条标准就是看旧志是否着录。他说：我们除《汲冢书》以外，无论拿着一部什么古书，只要是在西汉以前的，应该以《汉志》有没有这部书名，做第一个标准。若是没有，便是伪书，或可疑之书。为什么呢？因为他认为：西汉一代，勤求古书。民间藏匿的书，都跑到皇帝的内府——中秘去了。刘歆编校中秘之书，着于《七略》。他认为假的而不忍割爱的则有之，有这部书而不着录的却没有。我们想找三代先秦的书看，除了信《汉志》以外，别无可信。所以凡刘歆所不见而数百年后忽又出现，万无此理。其逻辑推导是：天下所传先秦、秦、汉书，尽藏于中秘，刘歆《七略》尽收中秘之书，《汉志》尽可代《七略》之功用，所以《汉志》未着录之书，“便是伪书，或可疑之书”。这一推理，其大前提根本不能成立。余嘉锡《古书通例·案着录第一》云：《七略》及《汉志》，皆有不着录之书也。以班固本书之说推之，其故有三：一则民间所有，秘府未收也。《楚元王传》曰：“元王亦次之《诗传》，号曰《元王诗》，世或有之。”云“世或有之”，明非秘府所有，“或有”者，如今人言版本学者所谓少见云耳。以其传本少见，秘府无其书，故不着于录。一则国家法制，专官典守，不入校雠也。《礼乐志》曰：“今叔孙通所撰礼仪，与律令同录，藏于理官，法家又复不传；汉典寝而不着，民臣莫有言者。”夫礼仪律令，既藏于理官，则不与他书“外则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则有延阁、广内、秘室之府”者同。《后汉书·曹褒传》言“班固上叔孙通《汉仪》十二篇”，固既深惜汉典之寝而不着，及亲得其书，乃不与刘向、扬雄、杜林书同入《艺文》者，盖班固作《志》，用《七略》之成例，《七录》不录国家官书，故不得而入之也。一则前汉末年人着作，未入中秘者，《七略》不收，《汉书》亦遂不补也。《七略》之作，由于奉诏校书，故当时人着作，成书较后者，皆不收入。班固直录《七略》，新入者仅三家，刘向、扬雄，以大儒负盛名，杜林《仓颉训纂》，因其为小学书，家弦户诵，故破例收入，其余皆不甚留意。《王莽传》之《乐经》，《律历志》之《三统历》，并不见录，他可知矣。《艺文志》于汉时书，不尽着于录，证之本书，章章可考。其他古书，真出于西汉以前而不见于志者，皆可以三例推之。从出土材料的情况看，余说是确凿不移的。着名的石鼓文，共诗十首，徐宝贵先生通过字形的详细分析，认为其系春秋中期左右的作品，可谓的论。[10]这十首石鼓诗，《汉志》、《隋志》皆无着录。着名的楚帛书，有《四时》篇，《天象》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