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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导向的文化分析一、政策导向文化研究的社会背景、学术渊源及特征文化政策理念的持续运用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欧国家依据凯恩斯理论和社会民主主义的社会公正价值观,建立了福利国家,政府通过立法形式承担起社会福利的职能。此时,民族国家的文化政策主要以国民福利和艺术普及为宗旨,目标集中在文化的精神层面,希望通过扶持高雅艺术、美学教育,恢复民族价值观念和文化认同。20世纪70年代,随着西方国家社会运动的兴起,文化民主的呼声日益高涨,“人人享有文化”和“文化的公民权利”成为时代的口号。文化政策涉及的范围获得了拓宽,开始要求深入到民众日常生活中,使文化艺术为社会全体成员所接近。文化政策重视地方性与社区性的文化价值,强调接触文化的机会和文化活动的参与,因此地方性文化基础设施以及社区文化活动获得了发展。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经济衰退使得以社会政治目的为主的文化政策转向了文化的经济效益,这段时期大型文化项目和文化旅游发展受到了更多的关注,文化产业日渐兴起。同时,西方政府普遍面临削减预算的压力,美国的新自由主义思潮①与英语国家的“新公共管理”措施开始逐步渗透到西方各国的公共文化艺术部门中。九十年代末以来,伴随着全球化进程所带来的文化冲突与文化经济一体化发展趋势,文化开始被视为一种发展资源,除了其巨大的经济潜力和社会整合力以外,文化更是被塑造成为地区积极而整体的社会重建的发展策略,甚至被上升到战略地位——国家或地区的软实力。以上主要是从西方民族国家内部政策发展脉络来谈的,尚未牵涉信息和通讯技术对该领域的深远影响,而国际间的文化政策也未纳入视野中……事实上,众多复杂的社会因素影响并制约着当代民族国家文化政策的发展思路,各个国家应对策略也会有所不同。当代文化政策急速发展的现实背景,以及它所带来的文化与社会的复杂关系,引发了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对此的关注。20世纪70年代,“文化政策研究”这个词在西方英语国家中被提出,它经由文化经济协会和阿克伦大学的都市研究中心的成立而开展学术活动。之后有固定举办会议探讨经济、社会理论和艺术等主题,以及关于政策及计划评量等主要研究。[1]文化政策研究是一个跨学科研究领域。一般意义上来说,它是公共政策研究的一个分支,通过运用政治学和行政学的原理及模型,对国家、地方和团体层面文化政策制定、执行与评估进行相关性研究,以期改进政策系统,提高文化政策质量。有人称之为文化政策的工具研究路径或者说是定位于政策的研究。同时,文化政策另一个不可忽略的研究范式即为文化研究范式,也有人称之为批判性文化政策研究。前者是运用“工具性知识”②,以政策建构、政策的实施和评估相关内容为研究对象,偏重于实际操作层面的政策相关性的应用研究。后者则运用“批判性知识”,从人类文化艺术发展历史中理解历史上政策制定及其对后来的发展和应用的影响,分析各类文化政策可能导致的治理问题、文化与权力关系问题和身份以及意义相关内容在社会中的作用等等。两种研究范式对文化政策研究来说同等重要。有学者认为,文化政策研究是建立在“实用”和“批判”两种话语之上的,它既涉及艺术人文话语,同时又涉及政治经济手段,因此,学科内部学术传统有存在不一致的因素,甚至对抗的焦点。[2]本文重点介绍从文化研究路径进入文化政策研究领域的几位学者,他们与普通政策研究学者一样,也关注国家、社会和公民之间的利益制衡,但他们探讨问题的侧重点则主要集中在经济、社会理论和艺术生产之间的关系上。当看到文化与社会环境日益复杂化,他们开始不满足于传统文化研究领域,认为文化研究虽然具有文本的解构意义,但脱离了政策制定及行政,因此现实的“政治性”是有限的。他们希望拓展文化研究的视域,通过深入当今社会文化机制的研究,确立实践上的学术建构价值。所以,他们把研究对象定位在文化政策领域,并以更积极的姿态介入政府政策议程的评议上。与政策研究不同,他们的关注点不在具体操作方法上,而更多地倾向于理论与政治方面的意义。政策导向的文化研究,其思想渊源主要包括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英国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理论、福柯的话语分析和治理性理论、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布尔迪厄的文化社会学理论、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以及后马克思主义的接合理论等等。[3]他们致力于通过对文化政策历史发展的梳理以及对文化机制运作的解析,进一步理解文化与社会的关系,通过认可或合作来干预文化领域。他们认为这是知识分子积极参与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二、本尼特的文化政策研究托尼•本尼特①是文化研究领域较早提出把“把政策引入文化研究之中”并致力于解决现实问题,介入文化政策制定议程的学者。他批评传统的文化研究并不像许多倡导对抗的激进主义者那样具有变革和解放力量,更多时候它只是文本修辞上的幻影;他认为需要把文化研究在理论上和政治上的种种争论,更深入地根植于各种现实环境之中,尤其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