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斥中的两极悖反.docx

拒斥中的两极悖反摘要：“原罪——救赎”文化观念在20世纪西方文学中以一种完备的文化母题呈现，而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它却与本土文化环境、当时社会思潮等相拒斥，从而呈现出两中不同的表症方式；即被动的接受与有意的迎合。这通过对两部具有代表性的经典文本《雷雨》和《骆驼祥子》的分析即可窥见，对其论述也是对中国文学能够健康、蓬勃地发展所寄予了一定昭示性意义。关键词：“原罪——就赎”；拒斥；表征；社会思潮原罪说是基督教的根本性特征之一，它根源于一个堕落神话，人类的始祖亚当与夏娃在蛇的诱惑下偷吃了知识树上的禁果，被上帝赶出了伊甸园。上帝由此宣谕：女人将要增添怀胎的苦楚，并且受丈夫的管辖，而男人必终身劳苦，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它向我们昭示：原罪的责任在于人类自身，这堕落是由人类始祖犯下的，因而原罪责任的承护者要指向全体人类，即由人类共同承担，个人无论他的德行多么高尚与伟大，他依然有罪，也必须为人类的原罪承担责任。当然，有堕落就有救赎，“基督教信诉的起点是在于罪人对上帝的离弃，而其落点则在于上帝对罪人的救赎。”在地狱与天堂之间，上帝给人指引了一条还乡之路，因此，基督哲学的终极指向不是原罪而是救赎，是人类通过自己的救赎重沐上帝的神光，救赎之路就是还乡之途。这是对原罪与救赎观念所指涉内涵的最好诠释。在西方文学中，这种涵盖原罪与救赎观念的基督教精神的影响渗透十分明显，其叙述模式形成了一个最为基本的框架：从堕落到救赎。只要稍稍列举西方的两部经典之作：雨果的《悲惨世界》、托尔斯泰的《复活》，即可窥见。无论是冉阿让因饥饿偷了一块面包，还是聂赫留朵夫引诱一个少女却不肯负其责任，两者的被动堕落与主动堕落，最终在基督精神的教化下都坚定地走向了自我救赎之路。相比于西方，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由于本身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土壤，加之中国特殊的文化语境与时代主题，使这种“原罪一救赎”文化意识渗透发展完全呈现出了一种拒斥状态，而这种拒斥又是以一种两极悖反的表症予以表达出来。基督教自十六世纪末叶，经利马窦等耶稣会士带到中国以后，在传播过程中经历过中国人顽强的抵制，大概是基于中国本土文化传统的强大力量。根据基督教的原罪说，人生来就是有罪的，只有笃信上帝，靠虔诚的信仰方能救赎，而中国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却没有所谓的原罪说，而是持性善说，通过现世的修养达到至善，不需要外在的宗教神灵，也不追求超世的拯救，显然，它必然与基督教的神本论思想产生冲突。因此，二十世纪的中国现代作家宗教倾向上明显有厚儒重佛、薄道轻耶的特点，对基督教文化的汲取也多是那些与儒、佛文化比较相近的观念，如博爱、宽恕等等，而最具有基督教根本性特征的原罪与救赎观念却始终受到排斥与宰制。当然，除了中国本土传统文化的影响，“原嚣—救赎”文化母题更是与本土的文化环境和当时的社会思潮显得格格不入，完全以一种相互拒斥的状态呈现出来，而这种呈现的两极悖逆性则在曹禺与老舍的创作中表现得尤为明显，特别是他们各自的代表作《雷雨》与《骆驼祥子》。两部作品都暗含了强烈的原罪意识，原本可以上升到更高的高度，实现对人性更为深入的揭示并指出救赎的真正出路，但都中途夭折了。其中所流露出的艺术氛围与主题意蕴，乃至有意的整改删削，都很好地体现出了这种误读、拒斥与悖逆。但其中可以窥见的是，二者的这种拒斥性的呈现显然是相异的，与曹禺的被动与出于无奈放弃“原罪—救赎”文化观念相比，老舍则更多的是主动地用其去迎合社会主流话语。由此可见，“原罪一救赎”文化观念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渗透与表达是在极其不易的艰难抉择中进行的。《雷雨》是曹禺戏剧创作的一座里程碑，更是中国戏剧走向成熟的标志。对于它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和价值，勿须赘言。这里所要强调的是，与其他现代作家不同，曹禺在作品中有意地渗透了具有强烈悲剧意识的“原罪”思想，并使其成为剧本中的核心观念，《雷雨》的整个剧情都渗透着一个罪恶的内核，剧中所涉及的每一个具体的人都处在这个内核之中，经受罪恶的洗礼，谁也逃脱不了干系。但他们又没有人能够为这罪恶负责，每个人都有推脱的理由。首先，拿周朴园说，他一直被看作是这个家庭分崩离析的罪魁祸首，但可知30年前那场悲剧他同样是一个受害者，因为他毕竟与侍萍真心相爱过，他们一起曾有过的两个孩子就是最好的证明，还有诸多可供回忆的往事；而周萍与四凤的兄妹乱伦，也并不是他们的错，而是上辈人作下的孽，因为他们并不知情；剧中似乎唯有繁漪与周萍的乱伦罪不可赦，但细琢开来，在周公馆这样一个感情禁闭的压抑环境中，也应该说是情有可原……显然，人人都有罪孽但却都可以为自己开脱，这种罪孽恰恰就是原罪，它恰似我们常说的命运，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人类是怎样可怜的动物，带着踌躇满志的心情，仿佛自己来主宰自己的命运，而时常不能自己来主宰着。”曹禺的自述充分显示了他内心深处的对“原罪”意识的深刻领会。然而，在痛苦地观察、审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