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犯罪构成要件-罪量要素.docx

作为犯罪构成要件罪量要素一犯罪构成是犯罪成立之条件，这已是刑法理论上的共识。然而，各国刑法对犯罪成立条件的设置是有所不同的，犯罪构成理论对此必须予以足够的关注。在大陆法系国家，通行的是“立法定性，司法定量”的方法，因此根据行为性质区分罪与非罪的界限。任何犯罪都是一种行为，这种行为具有特定的性质，是否属于刑法规定的某种行为，就成为定罪的根据。在这种情况下，犯罪构成是行为的质的构成，而不涉及行为的量。因此，犯罪构成要件是罪质要素。当然，日本刑法理论上也有“可罚的违法性说”之倡导，主张轻微的法益侵害行为不予处罚。但在犯罪构成体系上，是通过构成要件阻却与违法性阻却的方法解决的，而没有设置一般性的罪量要素。[1]我国对犯罪成立条件的设置不同于大陆法系国家，在立法上不仅定性而且定量。我国刑法第13条犯罪概念中有但书之规定，情节显着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在刑法分则具体犯罪的规定中，大体上有两种情形一是刑法没有定量规定，而只是对行为作了规定，例如刑法第232条关于故意杀人罪的规定，只要实施了故意杀人行为，都应构成犯罪而无论情节轻重。即便如此，故意杀人行为仍有按照刑法第13条但书规定不认为是犯罪情形。例如1986年发生在汉中的我国首例安乐死案件，1991年4月汉中市法院对涉嫌故意杀人罪被起诉的蒲连升、王明成做出“情节显着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的无罪判决，1992年3月25日，汉中地区中级法院维持了一审判决。二是刑法有定罪规定，例如刑法第307条第2款关于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的规定，构成本罪不仅要有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的行为，而且这种行为还必须达到情节严重的程度。这里的情节严重，就是该罪的罪量要素。在我国传统的耦合式的犯罪构成体系中，没有专门的罪量要件。在我国刑法理论上，对于这些犯罪的数量要素的性质还存在不同认识，主要存在以下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是构成要件说，认为犯罪的数量要素是犯罪成立的条件，如果不具备犯罪的数量要素，不能构成犯罪。因此，犯罪的数量要素属于犯罪构成要件。第二种观点是处罚条件说，认为犯罪的数量要素是客观的处罚条件。在大陆法系刑法理论中，客观的处罚条件是指那些与犯罪成立无关，但都能决定行为是否应受刑罚处罚的外部条件。客观的处罚条件的特点在于：它本身不是犯罪的构成条件，缺乏客观的处罚条件，犯罪仍可成立，只是不生刑罚之效果而已。就此而言，客观的处罚条件是刑罚发动的事由。在上述两种观点中，我赞同构成要件说。处罚条件说将犯罪成立与应受处罚两者相分离，认为在不具备客观的处罚条件的情况下，犯罪是可以成立的，但不应受到刑罚处罚。只有在具备客观的处罚条件的情况下，才应当受到刑罚处罚，即发生刑罚之效果。这种观点与我国刑法关于犯罪概念的规定显然是不相符合的。因为根据我国刑法第13条的规定，应当受刑罚处罚是犯罪的重要特征之一。这就意味着，应受惩罚性本身是犯罪成立的条件，如果缺乏应受惩罚性，就不构成犯罪。因此，在我国刑法中，不能承认构成要件之外的客观处罚条件。将犯罪的数量要素作为犯罪构成条件，还会存在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就是它到底是客观要件还是主观要件，抑或是独立的犯罪构成要件？在我国传统的刑法理论中，对于这个问题并无共识。一般将犯罪数额等客观性的罪量要素归入犯罪的客观要件，犯罪情节由于主要是客观性的要素也视为犯罪的客观要件，因而未将罪量当作一个独立的犯罪构成要件。个别学者考虑到犯罪情节中既有客观要素又有主观要素，因而将其视为是犯罪成立的一个综合性要件，既独立于犯罪的客观要件，又独立于犯罪的主观要件。我个人赞同将犯罪的数量因素看作是一个独立的罪量要件。罪量要素之所以不能归入客观要件，除了在罪量要素中不单纯是客观性要素而且还包括主观性要素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理由：客观要件是行为人认识的对象，因而对于判断犯罪故意或者犯罪过失具有重要意义。如果将罪量要素当作是客观要件，如果行为人对此没有认识就不能成立犯罪故意而属于犯罪过失，由此而使罪过形式的判断上造成混乱。例如我国刑法第397条规定的滥用职权罪与玩忽职守罪在构成要件中都包含“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这一构成要素。对于玩忽职守罪来说，这一构成要素当然属于其犯罪结果，因为玩忽职守罪是过失犯罪，过失犯罪都是结果犯，没有这一犯罪结果犯罪就不能成立。但在滥用职权罪的情况下，如果将这一构成要素看作是犯罪结果，在行为人对这一犯罪结果有认识的情况下应当构成故意犯罪；而对这一犯罪结果没有认识，但如果是应当认识而没有认识的，就应当构成过失犯罪。因此，我国刑法理论上，往往认为滥用职权罪是复合罪过，既可以由故意构成，又可以由过失构成。我不赞同复合罪过的观点，一种犯罪要么是故意犯罪，要么是过失犯罪，而不可能既是故意犯罪又是过失犯罪。之所以主张滥用职权罪是复合罪过的观点，究其原委，就是将致使公共财产、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