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中日海上角逐与制海权问题.docx

甲午中日海上角逐与制海权问题在甲午战争中，日本获胜，中国战败，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对此，论者多有论列，见仁见智，各有说辞，皆给人以启迪之益。所不足的是，惟对战争结局与制海权的关系问题，则鲜有论者。本文拟作初步探索，权当引玉之砖。战前中日海权观念之比较海军战略的理论核心，是海权问题。对于中日两国来说，对夺取海上控制权的重要性的认识，都经历了曲折的过程。早在鸦片战争时期，林则徐便开始认识到，“取胜外洋，破浪乘风”为西洋“长技”，并主张建立一支能够纵横海上的“船炮水军”，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以夺敌人之所长。魏源继承和发扬了林则徐的海防思想，强调“必使中国水师可以驶楼船于海外，可以战洋夷于海中”。林、魏的朴素海权观在当时是超前的思想，曲高和寡，故“议军务者，皆曰不可攻其所长，故不与水战，而专于陆守”，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自在意料之中了。到19世纪中期、特别是1874年日本侵台事件发生后，海防问题始引起朝野的普遍重视。当时总理衙门有切筹海防之奏请，清廷发给沿江沿海督抚将军详细筹议。在他们的复奏中，观点歧异之处甚多，甚至针锋相对，或主海防，或主江防，或主陆防，或主塞防，或主海防塞防并重，不一而足。这些论者虽观点互异，各从不同的角度立论，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即大都主张海陆之防不可偏废，而尤侧重陆守。如两江总督李宗羲提出：若论筹防，“仍以水陆兼练为主”，“尤以急练陆兵之法”。李鸿章是当时海防论者的重量级代表人物，他主张在“北、东、南三洋须各有铁甲大船二号”，“专为洋面游击之师，而以余船附丽之”。这与“专于守陆”的主张相比，自然是很大的进步。但他主张设置外海水师铁甲船的目的是“随时游击，可以防敌兵沿海登岸”，所以特别强调：“中土陆多于水，仍以陆军为立国根本。”可见，他的海军战略只是建立在“守”字之上，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之造船本无驰骋域外之意，不过以守疆土保和局而已”，也就是说专为“防敌兵沿海登岸”，实际上仍未跳出海岸守口主义的窠臼。在近代中国，最早主张海军须采取攻势战略者是郑观应。他在1875年写成的《论水师》一文，即主张海岸炮台与海外水师相为表里，更要特别重视铁甲船的作用。此主张不无道理。“夫权者，无形之物也，视国力之强弱而已。力强则权大，力弱则权小，此一定之势，实无可争。”，。）无形的海权是建立在有形的海军实力之上的。惟其如此，必以战为守。他指出：“查前代但言海防，在今日当言海战”，必须发挥大队水师在海外的“冲突控驶”作用，以“争雄于域外”。其见解比当时的海防论者更胜一筹，惜乎未见有响应者。1879年发生的日本吞并琉球事件，再次唤起了朝野对海防问题的极大关注。是年秋，刚从外国学习归来的两位海军留学生刘步蟾、林泰曾上《西洋兵船炮台操法大略》条陈，更进一步提出：“求最上之策，非用铁甲等船自成数军，决胜海上，不足臻以战为守之妙。”此条陈在当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内阁学士梅启照奏称：“战、守、和”三字一以贯之，能战是根本，而“战则必须大铁甲船”。候补道王之春甚至提出：“将来出征剿，必须铁甲船数十号，以备战攻。”这些言论颇受李鸿章赞赏，也使他的海防战略思想向前进了一步。他在《议复梅启照条陈折》中认为，外海水师“所以不能不设者，以其化呆着为活着也。……果能以全力经营，将来可渐拓远岛为藩篱，化门户为堂奥，北洋三省皆在扞卫之中。”“化门户为堂奥”是什么意思？对此，薛福成于1881年夏所草《酌议北洋海防水师章程》作了具体的说明：“北洋水师成军以后，……一旦有警，则以铁甲及大兵轮船分排横亘于旅顺、北隍城岛之间，扼截敌船，不使北上。即有一二闯越者，彼接济既断，又惧我师之袭其后，心孤意怯，必且速退。如此则大沽、北塘不守自固。燕齐辽碣之间，周围洋面数千里竟成内海，化门户为堂奥，莫善于此。”李鸿章认识到海军的机动作战能力，且可将海防领域由海口拓展到远岛，自是一大进步，但他却不敢去想制海权的问题。1888年北洋海军正式成军以后，提督丁汝昌以下多主张增置战舰，将来海上作战须采取攻势。1889年和1890年之交，丁汝昌曾在朝鲜全罗道西南角的长直路一带进行过探测，考虑到一旦中日发生战争即可以此处为舰队之根据地。甲午战争爆发前夕，他致电李鸿章：“各舰齐作准备，俟陆兵大队调齐，电到即率直往，并力拼战，决一雌雄。”及至日本海军在丰岛海上袭击中国军舰后，左翼总兵镇远管带林泰曾又力“主执攻击论，将以清国全舰队扼制仁川港，进与日本舰队决胜负”。连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也认为：“凡两国战事，隔海者以先得海面为胜。”“先得海面者”，夺取制海权之谓也。故他指斥：“借口守防，使海军逍遥无事”为“失机”，主张“严饬海军选择勇将，令在海面与倭决战”。但是，李鸿章对这些意见皆未予采纳。消极的“保船”思想成为北洋海军作战的指导方针。在此情况下，就根本谈不上夺取制海权了。日本自明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