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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的批评化——在走向批评理论中重构兴辞诗学关键字：批评理论兴辞诗学近来有关文学理论发展取向的争论，在一定范围内不无道理地聚焦在是要“文学研究”还是要“文化研究”这一非此即彼的选择上，这当然有其合理性，但在我看来，另有一个重要的问题被忽略了——这就是文学理论的存在方式本身的转变，即文学理论内部理论方式与批评方式之间的新型关系的生成，这使得我们有必要正视当前理论与批评的互渗关系及批评理论的兴盛。人们长期以来习惯于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之间的分离式发展。文学理论被看做一种普遍性表述方式，更关心从具体上升到普遍，焦点是普遍性。人们常常“把理论理解成在某种概念普遍性系统中，来确立文学阐释和评估”。与文学理论在概念普遍性系统中展开文学阐释和评价不同，文学批评则被视为一种个别性表述方式，它更关心从普遍理论推演到个别作品，焦点是个别性。前者如德国美学家黑格尔有关象征型、古典型和浪漫型艺术及其变化的艺术史理论，后者如法国批评家圣伯夫有关雨果等作家的传记批评。在人们眼里，文学理论更关注普遍性，它指导文学批评；而文学批评则更关注个别性，它正是文学理论在文学现象研究中的具体运用。这种区分有一定合理处，大体符合欧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前、中国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前的文论总体情形。不过，此后西方和中国文论界都先后出现了各自的新变化，其焦点之一就在于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的传统关系遭遇断裂而走向重组。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后期起，以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的影响加深、雅克·德里达的解构理论崛起并搅动欧美文坛等为鲜明标志，欧洲结构主义转向后结构主义、美国新批评的主流地位被解构批评所取代，加上阐释学、接受美学、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新马克思主义等文学理论与批评思潮相继兴盛，文学理论对文学批评的指导地位及两者之间的传统界限受到了致命的质疑。这时，与以往把文学理论与批评分别看待不同，越来越多的文论家致力于认同两者的重新结合或渗透。这具体表现为以下三方面。第一，文学理论的批评化。从文学理论来看，当其传统的普遍性指导权威衰落而具体性受到重视时，重心必然向以具体见长的文学批评偏移，直到演变为以文学批评的形态而寻求新的存在。第二，文学批评的理论化。从文学批评来看，当其摆脱传统的理论附庸地位、通过具体文本分析而在文学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大显身手时，本身已经承担起新的理论先锋角色了，只不过这种理论先锋角色是始终以具体批评面貌出场的。美国当代批评理论家莫瑞·克里格描述说：“作为一种知识形态，而不是仅仅作为我们与文学的情感遭遇的详细描述，文学批评必须理论化。”正是这种理论化的批评使得“理论的作用业已深化和广泛”。批评的理论化的显着后果之一便是，文学研究越来越具有深奥的理论特征：“今天，在文学学术研究的各个领域的任何地方，都不能避而不谈理论问题了。……如果文学家今天的话语似乎深奥难解，那么，我们愿意这样认为：那是因为他们所讲的愈来愈敏锐深刻，超越了直接的诗学反应，而接近他们对自己的文化及其产品所提出的哲学问题。”[美]克里格：《批评旅途：六十年代之后》，李自修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２２６页，第三，文学理论与批评的跨学科化。这一点可能尤其重要。莫瑞·克里格清晰地指出：“此前兴旺发达的文学理论学科……将扩展为更广泛的、现在称为批评理论的跨学科研究，并试图涵盖我们过去认为是人文科学和某些社会科学中的许多不同理论文本，也就是我们仿照法国人称之为‘人学’的东西”。同上，第２３８－２３９页，从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学科语境来看，随着文学、语言学、美学、哲学、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历史学等学科之间的跨学科互渗变得越来越经常，文学理论与批评之间不仅更为经常地实现跨学科互渗，而且这种跨学科互渗已经成为它们存在和发挥作用的通常方式；与此同时，它们还与上述其他人文社会学科之间形成更广泛的跨学科互渗，并且还反过来成为这些人文社会学科之间的跨学科互渗的富于示范意义的实验场。正是在理论的批评化、批评的理论化和跨学科互渗语境中，批评理论似乎寻找到自身的合适的存在理由和发挥作用的开阔地带。当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之间的相互跨越、甚至当文学研究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之间的相互跨越已经成为几乎司空见惯的事情时，批评理论在欧美的生成和登上主流宝座，显然就是必然的和合理的了。中国当代文学界的情形与欧美诚然有不同，但自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也已经和持续不断地发生重大变化。这种变化表现在文学研究领域，就是文学理论与批评的传统关系也解体了，出现了新的理论与批评互渗的批评理论形态。正是伴随着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的互渗，一种新的文学理论形态诞生——这就是批评理论。批评理论是从大约２０世纪６０年代起在欧美逐渐流行开来的。从事批评理论的学者既不再被称为理论家也不再被称为批评家，而是被合称为批评理论家。这个变化突出地表明了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互渗为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