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文化建设的理性思考.docx

法院文化建设的理性思考内容提要：本文从文化语义的解读入手，界定法院文化的概念、内涵，进而分析其结构，在此基础上，针对理论及实务界按照一般文化的共性功能描述法院文化功能之不足，对法院文化独特功能进行了初步阐述，并通过功能评判，揭示法院文化建设的路径选择方向，对目前法院文化建设提出相应的对策。在推进“法官职业化建设”的实践中，法院文化这一社会现象引起实践者前所未有的注意。建设先进法院文化，提高法院群体素质，促进公正与效率的实现，逐渐成为各级法院的共识，由此一股“文化兴院”热潮正在全国各地法院悄然兴起。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一些法院没有真正理解法院文化的内涵、功能，或者忽视法院文化所依存的基础以及周围环境对文化的影响，因而暴露出把法院文化简单化、花瓶化、功利化的倾向。为此，笔者不揣疏漏，从文化语义溯源入手，分析法院文化的结构、内涵，探讨法院文化的功能，进而提出法院文化建设路径选择以及法院文化理性培育的初步思考，以期对法院文化建设有所裨益。一、语义解读：法院文化的丰富内涵研究法院文化，必须首先界定“文化”之概念，探究“文化”之内涵，方能解读法院文化之丰富内涵。“文化”语义、渊源及概念“文化”一词很早就见诸于中国古籍，《易经》：“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①；汉人刘向《说苑·指武》：“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谓不服也，文化不该，然后加诛”②；晋人束皙：“文化内辑，武功外悠”；南齐王融《曲水诗序》：“设神理以暴俗，敷文化以柔远。”显然，这些典籍中的“文化”一词与如今用作词语后缀或前缀以及现实生活中使用的所谓“文化”之意相去甚远，也与学术研究中的“文化”之意大相径庭，它更强调的是“文治教化”，以与“武功”和“加诛”相对。在我国《辞源》中，对“文化”的解释即为“文治教化”。现代意义上的文化概念，源于西文“culture”，从词源学的角度考察，“culture”一词最早来源于拉丁文“colere”，在中古英语中常有“耕耘”和“掘种土地”的意思，并进而引申为“为增进某种东西的质量所作的广泛的努力”③。正是基于这种涵义，“文化”一词在十七世纪开始被用来隐喻人类的发展，从而为其进入学术研究的视野创造了语义学上的可能。1871年，享有“人类学之父”美誉的英国学者泰勒对“文化”做出如此定义：“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讲，是一复合整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作为一个社会成员的人所习得的其他一切能力和习惯”④。自此之后的一个多世纪，人们对“文化”概念的探究日益深入，对其定义也因研究思路或角度的不同而众说纷纭⑤。我国的《辞海》对“文化”的定义是：“从广义上说，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狭义上说，指社会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以上所述，关于“文化”的概念，至今仍未有一个令各家所接受的“通说”。但考量众多“文化”概念的定义，至少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的结论，即“文化”包含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笔者认为，“文化”是一种亘古绵久的社会现象，是一个蕴含丰富内涵的综合体。为了论述的便利，笔者于此也对“文化”定义作一妄断，笔者认为：“文化是具有一定社会学意义的一个人的群体，在一定时期、一定区域所形成的，为这个群体所特有，并被共同接受或认可的道德观念、价值理念、思维模式、行为规范以及承载这些精神产物的物质器物的总和”。简而言之，“文化”就是特定人群的道德观念、价值理念、思维模式、行为规范及其外在的物质表现的总和。我国法院文化的发展及其概念从历史上看，我国从来没有出现过现代意义上的法院，法院文化自然无从谈起。现代意义的法院雏形出现在民国时期⑥，由于战争的影响并未形成现代意义的法院。解放后，由于计划经济和政治意识形态方面的因素，现代意义上的司法体系终未建立，真正意义的法院也似“空中楼阁”。改革开放后，随着民主法治的观念日益深入人心，民主法治已然成为时代的主题，尤其是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法院才真正回归其独立审判的应然职能，并得以迅速发展和完善。直至此时，作为根植中国特色文化土壤之中的法院文化方渐显端倪，特别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乃至党的十六大提出“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将人们对文化的认识和注意提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我国的法院文化也得以迅速发展。按照上述对“文化”概念的勾勒和定义，法院文化就是以审判为职业的一群人，在长期的审判实践中所形成的、具有鲜明审判色彩的道德观念、价值理念、思维模式、行为规范以及承载这些精神产物的物质载体的总和。法院文化的构成要素依文化学理论，文化一般由三个要素构成，即物质要素，行为要素和心理要素，分别表达文化的物质实体，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