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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国航天事业发展的几点哲学思考王礼恒王春河(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推动哲学家前进的真正力量“主要是自然科学和工业的强大”。在我国科学技术和工业化飞速发展的今天，中国工程院和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组织关于“工程哲学”的研讨，这对推进“工程哲学”的研究与学科建设、促进工程建设的健康发展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航天工程包括了运载火箭、人造卫星、载人航天、深空探测、导弹武器等诸多领域。每一项航天产品，即型号的研究、设计、制造、试验、应用等，都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它具有高技术、高投入、高效益、高风险的特点。我国航天事业创建48年来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回顾其发展历程，深感哲学理论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认真总结过去、深入研究航天工程与哲学的结合，指导今后的工程实践，将是十分有意义的。我们愿向各位专家学习，与大家共同探讨。现就航天发展中几点哲学的初步思考，谈点看法，以作为对“工程哲学”研究的探索。一、精神与物质(一)有条件论但不唯条件论，在经济、技术相对落后的基础上，创建中国的航天事业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告诉我们，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物质和精神是作用和反作用的关系。没有一定的经济和物质基础，相应上层建筑和精神层面的东西就不会存在。但是，精神可以反作用于物质，对物质产生“催生”作用。众所周知，我国的航天事业起步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当时，新中国建立不久，抗美援朝战争刚刚结束，我国的经济、技术基础还很薄弱，在这样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航天尖端事业，困难之大可想而知。但是，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认真分析了国际与国家安全形势，并听取了一些著名专家包括刚回国不久的钱学森同志的意见后，经过慎重研究，下决心搞自己的航天事业，把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集中使用到最重要、最急需、最能影响全局的方面并取得突破，果断作出了以发展原子能、导弹(当时称喷气技术)为代表的尖端技术的决定。1956年10月8日，正式建立了航天研究机构，当时称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没有办公地点，就在两座下马的疗养院、一所医院的旧址上开始了筹建和最初的研究工作;没有人员，就从有关部门抽调了三十多名技术专家，接收了100余名应届大学毕业生，组成了最早的骨干队伍。同时，党和国家有关部门在政策、器材、生活条件等方面尽力给予支持，我国的航天事业就在这样艰难的条件下诞生了。现在看来，如果当时光看到客观条件差的一面而忽视了人的主观能动性，我国航天事业的起步不知要晚多少年。正是由于国防建设的急需，并且发挥了人的主动性、积极性，坚信事物是可知的，规律是可掌握的，这就催生了中国的航天事业，使我们的主观愿望和客观条件的可能达到了辩证的统一。同样，从1965年开始，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我国开始了大规模的三线建设.我们在川、陕、湘、黔等省区的崇山峻岭、人烟稀少之地，建设后方基地。成千上万名领导干部、技术人员、技术工人从北京、上海、沈阳等大城市毅然开赴三线，开山辟岭、修路造屋，在自然环境恶劣、物资短缺和“文化大革命”干扰等不利条件下，硬是在不毛之地建成了一个个航天基地，并很快投入生产。这些同志是报着为祖国强大、为航天事业发展的崇高理想，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建设并坚守在大三线的。“献了青春献终生，献了终生献儿孙”是他们不懈奋斗的生动写照。几十年来，各三线单位不但生产出高精尖的航天产品和民用产品，而且对经济落后地区的经济、技术、文化发展起到了极大的带动作用。试想，如果这些“三线人”过多强调客观条件，不要说不会有那么多人义无反顾地去三线，就是勉强去了，如果没有坚强的精神动力，也会一事无成。事实证明，我们的三线建设大军靠着强大的精神力量，在物质条件极差的环境下创造了人间奇迹，再一次生动地体现了有条件论不唯条件论的威力。二)两(弹一星-一精神变物质航天事业创建初期，党中央制定了“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科学成果”的方针。当时，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引进是难以做到的.为此，经过艰苦的谈判，我们争取到了前苏联的有限援助。但是，在从1958年至1960年不到两年的时间里，苏方的态度逐渐发生了变化，原来承诺的援助项目没有完全落实，在我们仿制导弹工作进入最后阶段时，苏方撤走了全部专家，这也从反面激发了我们的斗志。党和国家领导同志指示我们:一定要争口气，依靠我们自己的专家，自力更生，立足国内，.搞出自己的导弹。当时，五院上上下下组织《矛盾论》、《实践论》的学习，树立科学的认识论与方法论;开展形势任务教育，增强责任感、历史使命感，大家决心用自己的双手造出“争气弹”。同志们日夜奋战，夜里办公室、厂房经常是灯火通明，刻苦学习专业知识，苦练加工装配等专业技术，同时克服了三年自然灾害造成的种种困难，并及时纠正了急于求成、生搬硬套等倾向，把导弹研制工作继续推向前进，很快获得了成功.到.196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