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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法律职业伦理的现代困境董静姝【摘要】Duetothefrequentanddeeprole-differentiationandthelackofabsolutebenchmarkinginmodernworld,therelevantnormativeconflictshavebecomefiercer.Inordertoseekcertaintyoutofbehaviornorms,modernethicsoflegalprofessiontendtobetechnical,whichleadstode-moralityandeventheexonerationclauseofthelegalper-sonorthe“figleaf”ofprofessionalprivilege.IncurrentChina,theproblemsofethicsoflegalprofessionalsohaveculturaltensionsbetweenthetraditionalandthemodern,andthelocalandthewestern.%由于现代世界频繁而高度的角色分化，以及绝对性标杆的坍塌，与之相应的规范冲突越来越激烈。为追求行为规范的确定性，现代法律职业伦理出现技术化的趋势。然而，这却导致了法律职业伦理的去道德化，乃至可能沦为法律人的免罪符或职业特权遮羞布。在现代中国这一特定时空中，法律职业伦理的困境还同时呈现出传统与现代、本土与西方之间的文化张力。【期刊名称】《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年(卷),期】2016(044)004【总页数】6页(P48-53)【关键词】法律职业伦理;现代;角色分化;技术化;合规则性【作者】董静姝【作者单位】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北京102249【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DF0-053法律职业伦理，顾名思义，乃是法律职业人员（包括法官、检察官、律师、仲裁员、公证员，等等）在其执业活动中所应当具备或遵循的符合法律职业要求的心理意识、行为准则与规范的总和[1](尤其是客观的行为准则与规范的总和)。它被认为是在维持法律职业之专业性的同时，也抑制技术理性中的非道德成分，并维系法律职业的公共性，同时也平衡专业性、公共性与法律人自我谋生性之间的关系。不过，鉴于法律职业伦理自身的特性——它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制度性伦理，即它依托于法律这一制度性背景，同时也是一种程序性伦理，即它通过将普通道德考量纳入程序轨道而实现伦理目的，它必然与其它种类和性质的规范存在冲突，尤其当法律职业伦理置身于现代世界（其理念逻辑截然有别于前现代世界）这一时空背景下，就更加无可避免地遭遇一系列困境。本文正是试图对此作出剖析。一、角色分化的伦理困境与确定性的获得在一个社会中，每个人都可能扮演多重角色，譬如，同一个男子，可能同时具备父亲、儿子、普通公民、律师等多重身份。而每一种角色背后都附随一定的义务或行为规范，但不同角色的行为规范又并不一定彼此契合，甚至可能是截然相反的。更确切言之，在对某一行为作出价值判断时，依托此角色的行为规范作出积极的价值判断，依托彼角色的行为规范却作出消极的价值判断，反之亦然。譬如，当上述职业身份为律师的男子在刑事诉讼中获悉其委托人的犯罪秘密①①这些秘密并不属于委托人正在或准备实施的侵犯国家安全、公共安全或严重侵犯人身安全的犯罪事实或信息。，作为律师，他应当为委托人保守秘密，然而作为普通公民，他至少有权利（或许还被认为有道德义务）揭露秘密，甚至“反戈一击”。又譬如，该男子被委托人请求实现一个在公众看来不道德的目标，但其中并不存在什么违法的事由，或者该男子以“合法而不合情理”的方式（假设完成委托事项只有这一种方式）完成委托事项，那么也会出现类似的问题：作为律师，该男子应当运用其法律知识和技能完成委托事项，然而作为普通公民，他却应当拒绝或放弃从事该委托事项。这种与角色分化相生相长的规范冲突，自古及今皆不鲜见，因为角色分化与规范冲突也就意味着价值或伦理上的撕裂，而不可否认人类总是面临各种进退两难的伦理困境。就上述例子而言，律师保密行为涉及的即是具有程序伦理品格的法律职业伦理。而律师协助委托人实现的目的本身或实现目的的手段，尽管合法却有悖一般道德，其不仅涉及那个永恒的争论命题，即法律与一般道德的龃龉，也同样涉及法律职业伦理与公众道德的冲突：律师应当竭诚维护委托人的合法权益，而普通公民应当遵循一般道德准则。尽管如上所述，在整个人类历史的长河中都不断遭遇角色分化的伦理困境，但相较前现代尤甚的是：一者，在现代世界中，具有更加复杂的社会分工和更加高速的生活节奏，人们在社会交往中扮演的角色数量与角色转换的频率也日趋提升；二者，神明逊位甚至殒身，而在失去一个绝对、至上的标杆之后，具有有限性的人类自己僭越立法者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