污名化与贴标签：农民工群体的媒介形象.doc

污名化与贴标签：农民工群体的媒介形象⊙李红涛乔同舟一污名化与标签理论：综合的理论视角著名社会学家埃利亚斯（NorbertElias）在研究胡格诺教徒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即污名化（stigmatization）过程，即一个群体将人性的低劣强加在另一个群体之上并加以维持的过程1。污名化反映了两个社会群体之间一种单向「命名」的权力关系，它体现为群体特性与另一群体加诸于该群体之上的刻板印象之间的一种特殊关系，这种特殊关系即具污名的一方（身负污名的属性）和不具污名的一方（对具污名一方有着刻板印象）之间的互动，而污名化就是这一互动关系不断发展以致最后成为凝固现实的过程。污名化呈现为一个动态的过程，它是将群体的偏向负面的特征刻板印象化，并由此掩盖其他特征，成为在本质意义上与群体特征的对应的「指称物」，在这个过程中，处于强势且不具污名的一方最常采用的一种策略，即「贴标签」。标签理论（labellingtheory）是一种视角（perspective），它不把异端行为看作特定社会行为的某种固有性质，而是将它视为社会解释的结果，通过这种解释那些行为才被贴上异端的「标签」。这种理论取向尤与Becker的论述（1963）相关。他认为，各种社会与社会群体都「确立一些凡是违反它们就构成异端行为的规则，然后将它们加诸特殊的人群，给他们贴上外人的标签，由此制造异端行为」，从这个意义上讲，被视为异端的行为之所以「错误」，就因为其他人群是这样解释的，特别是社会中那些拥有权力以确保其解释或「标签」具有最大威力与法力的群体2。污名化过程，当然还包含了「贴标签」之外的策略，但从「贴标签」这一种操作中，我们当可窥见污名化的实践过程。一个标签，最初可能只与某群体中的个体相连，随后，这一标签可能被更多人接受用来指称某一特殊的群体，标签的指称物件泛化，标签和群体之间的关系凝固僵化，标签反映的特质，成为该群体的固有本性，到此，污名化的过程就完成了。从过程的角度，我们可以将污名化与标签理论结合为综合的理论视角，用以考察城市社会中的各种话语建构──特别是大众传媒的话语生产──主要借助「贴标签」这种策略对农民工这一社会群体进行的「污名化」实践。社会学家孙立平指出，在我国城市中，对农民工的污名化过程相当普遍地存在着。骯脏、随地吐痰、偷盗、不礼貌、不文明等，似乎天然正当地加在农民工的身上。一旦在一个地方发生了刑事犯罪，人们也总是首先将怀疑的物件指向进入城市的农村人3。下面的这段文字，取自一份由地方政府部门「创作的」出于「关爱」和「教育」目的向农民工教唱以提高其素质的歌谣：小农意识要去掉，说话粗鲁让人受不了；装修进了房主家，手脚不净就要犯事了……不许随地大小便，刮胡子剃头天天要洗脚；不看黄盘和小报，学习文化素质要提高……──《民工兄弟三大纪律八项注意》4「小农意识」、「说话粗鲁」、「手脚不净」、「随地大小便」、「看黄盘和小报」，文中的这些「标签」几乎与孙立平列举的「骯脏、随地吐痰、偷盗、不礼貌、不文明」这些污名一一对应。这些「标签」出现在一份由地方政府部门「创作的」歌谣里，显示出更深一层的反讽与黑色幽默的意味。在这个「轻松的」歌谣里，我们看到了整个城市社会对农民工根深蒂固的歧视与偏见，与此相对，歌曲标题中将农民工称呼为「民工兄弟」的相当「友好」的态度，却显得那样虚伪与刺眼。如果将城市社会对农民工的污名化放入历史的脉络中进行考察，就会发现一条从「盲流」到「农民工」的污名化轨迹。「盲流」一词最早出现在国家的政策法规之中。1953年国家政务院发出《关于劝止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指示》，1959年，中央发出《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盲目外流的紧急通知》。最初，「盲流」是作为动词的「盲目外流」的名词化缩略，指称那些盲目流入城市的农村人。而随着社会变迁，这一指称特定群体的词语被添加了大量具有道德评价色彩的内涵，一个有着共同的「流入城市」行为的松散的群体，被想象性地建构为行为、人品与道德方面都呈高度负面的同质性群体，这种建构甚至在某些城市管理体制的针对盲流的「执法」实践中趋于僵化。正如盛洪指出的，（盲流一词）从发音上，倒过来就是「流氓」，使人联想起人格低下，道德败坏的一群。这个词包含了一些城里人不那么健康的心理，仿佛从这个词中他们能够发现自己可怜的优越感5。从「盲流」到「农民工」，对这些词语所指称的社会群体的污名化，发生在城市市民和流入城市的农民工两个社会群体之间，建基于「我们」（自己人、熟人）和「他们」（外人、陌生人）这一本原性的区分，更建基于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不同的社会身份，它形象地表达了这样一种观念，即作为外来人、作为农民的农民工，不应该来到城市，更不应该拥有城市居民的权利与待遇。综而言之，对农民工的污名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