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制下的中国烟草行业绩效研究.doc

管制下的中国烟草行业绩效研究烟草产品由于独特的上瘾性和对公众健康的危害,在世界各国都受到不同程度的管制。政府部门通常对其采用“寓禁于征”的高价高税政策,又使其成为重要的税收来源。西方国家对烟草行业的管制侧重于社会性管制措施,更多从保护公众健康和社会环境的角度出发。而我国现行的烟草专卖体制在1980年代初期产生的原因既是为了规范行业秩序、保护公众健康,也是为了经济建设积累资金,具有鲜明的财政收入职能。正是基于其产生的背景和职能,烟草行业经过近30年的高速发展后,逐渐形成两大矛盾：一是我国烟草行业凭借垄断地位和专卖体系,贡献了巨额的财政收入,但其本身却呈现“大而不强”的特征,竞争力远远落后于国际烟草巨头；二是我国对烟草行业的管制更多是经济性甚至是行政性的,通过许可证制度、税收和价格管制等维持其高收益、高利税贡献,与公众健康有关的全国性控烟措施和对烟草企业较严厉的管制却一直未能实质性开展。本文作者长期供职于烟草行业,对这些不同维度绩效之间的矛盾及其对中国烟草行业长远发展的制约深有感触。烟草行业是典型的受管制行业,规范的管制理论、政府管制烟草行业的理论依据、管制绩效的衡量方法和相关研究成果等构成了本文研究的理论基础。进一步的,对于烟草行业而言,经济性管制和社会性管制的划分和其在实际运行过程中的不对等成为烟草这一“有害”物品的管制研究中最受关注的问题之一从社会性管制的视角来看,结合烟草制品本身的特点和影响,烟草消费具有巨大的内部成本(购买支出、对健康的危害等)和外部成本(二手烟、工作时间的减少等),且其低需求价格弹性、低替代性、稳定的客户群等市场结构特征使得提税等单纯的经济性管制措施成效有限,因此社会性管制的存在和强化成为必然途径。社会性管制措施重在积极营造控烟氛围、推行控烟举措；《烟草控烟框架公约》旨在在国际范围内进行控烟,对烟草企业的绩效产生显著影响。我国对烟草行业的社会性管制虽然在这一背景下逐步得到开展,但由于文化、价格等因素对吸烟率的影响和控烟活动开展乏力,成效微弱。进一步的,囿于实务层面的这一情况,学术界对社会性管制的研究也多集中在医药、卫生领域,通过一系列的观察性、试验性研究和大范围的统计调查指出吸烟对身体健康的危害,如呼吸道疾病、癌症等；而经济学领域针对吸烟产生的危害的衡量,如失业成本、医疗成本、死亡带来的劳动力损失成本等研究则较少。从经济性管制的视角来看,传统的对管制行业的分析一般基于SCP范式(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和市场绩效)。由于我国烟草行业为垄断经营,受到国家的高度管制,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从1982年建立现行专卖体制开始)市场结构和厂商分布相当稳定,若干次大的调整(如禁止新建烟厂、工商分离等)也都是在国家局的部署下有序开展,带有明显的行政色彩。在此市场结构上,各地烟草工业公司和烟草商业公司受到国家局的统一指导,各项业务和经营活动同质化程度较高,市场行为更多体现为具体程度和细节上的差异。但在此高度统一的管制模式和管理体制下,各地烟草企业的绩效却出现了较大的差异,主要系上述的管理体制在早期逐步形成了较强的地方保护主义,使各地烟草企业的绩效更多与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居民的烟草消费能力相关。2003年以后,国家局通过工商分离和联合重组,明显通过内部的体制调整减弱了原先的地方保护主义,促进了烟草工业企业在全国范围内的有限竞争,其绩效分化和优势厂商的显现逐渐明显。本文结合这一背景,对我国烟草行业的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和市场绩效进行了全面分析,并利用数据分析、实证模型等对市场结构、市场绩效等进行了衡量和对比,发现：1、我国烟草工业领域在工商分离后通过重组整合,其市场集中度已显著提高,但基于MES和PCM模型的计量结果也发现市场结构的变化对经营绩效无显著影响,因此需要进一步通过大规模跨省重组提高集中度。2、我国烟草行业的市场行为主要呈现出品牌培育乏力、品牌竞争力低；价格受到严格管制、卷烟销售结构中中高档烟的比例迅速提升；广告投入巨大但水平较低、重复严重,成效不明显等问题。3、我国烟草行业的经营绩效和财政绩效虽然很高,但产业链的不同利益主体之间收益分配不均：国家通过税收形式占到50-60%,烟草行业本身获得30-40%,两端的烟农和零售商所获份额很小且日益减少。此外,运用财务比率,从行业整体层面和企业层面对我国烟草行业的经营绩效进行分析,发现行业内部竞争格局较为清晰,龙头企业已经形成,但分化严重,仍存在大量缺乏竞争力的厂商,有待进一步兼并整合。在对烟草行业本身进行分析(多为纵向比较)的基础上,本文还通过全社会范围内的多个行业的横向比较来明确烟草行业的整体绩效水平,发现烟草行业除了盈利能力特别高,其他指标都一般化,因此有理由认为其是通过垄断地位和专卖管制维持了其高经营绩效水平。进一步的,本文运用DEA方法进行投入产出测算,从整体上对我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