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时期晋商票号“股份制”经营探微.pdf

清朝时期晋商票号“股份制”经营探微摘要：票号的“两权分离”和“人力资本持股”是明清晋商经营管理制度中两个重要的创新，它使票号得以迅猛发展。但同时又成为票号衰败的缘由之一：一方面，由于两权分离制度中财东的过分放权并缺乏对经理有效的制约，使得代理成本、道德风险不断增加，从而威胁了票号的健康发展；另一方面，人力资本股制度由于没有合理有效地控制，最终使得人身股份额大大超过了资本股份额，组织内部的权责利出现了明显的不对等。这些都加速了票号的衰亡。关键词：票号；“股份制”；两权分离；人力资本股一、票号及其组织与经营方式晋商票号的创办时间有两种说法，一说是清道光三年(1823年)的日升昌票号的创设，另一说是清康熙十八年(1679年)太谷志成信创设。暂且不论孰对孰错，更值得我们后人所关注的应是晋商及其开办的票号上百年的辉煌历史所留下的宝贵经验与教训。票号是中国封建社会金融业的主要组成部分，它起源于汇兑，为不同地区间资金调拨服务，起着促进商品流通的作用。票号的汇兑业务原是适应埠际贸易的开展，解决不同地区间由于长途贩运而形成的债务清算和资金平衡等一系列问题而产生的。早期调剂地区间金融流通的业务常常是某些资历较强的商店的兼营业务，随着商业贸易的发展和在更大范围内开展贸易活动，客观上也就对当时某些兼营汇兑业务的商店提出汇兑专业化的要求。这样以汇兑为主营业务的票号便从商业中逐渐分离出来，成为一种独立的金融组织。专业的票号在其组织形式和经营方式上都有自己的特点。在组织形式上有独资经营，也有合资经营，但财东对本号均负无限责任，即无论独资抑或合资，财东均需以其个人全部财产对票号的债务承担责任。票号在创立时，由东家(出资人)和经理出面，邀请3～5位证人，书立合同，规定资本若干两，以若干两作为一股(以10000两或8000两作为一股者居多)，几年合算大账一次(4年或3年居多)，盈亏按股均分；经理人顶人力股若干(一股或一股二三厘者居多)；另立“万金账”，用以笼络店伙，由经理视其劳动情况酌定其顶人身股之多寡。经营方式上，东家平日不问票号的具体业务，一切由经理负责。他们只在每年年终决算期阅览账簿，合算大账期间对店伙评定功过进行奖惩。票号资本都存贮于总号，设分号时不另发资本，只给办事人一定数目的路费和开办费。总号联络分号的原则是：“酌盈济虚，抽疲转快”(范春年，1935)。在票号早期，票号股权结构中银股远远大于身股，票号的股权结构和产权结构非常清晰。这种合理而清晰的产权界定有助于制度运行的效率；同时它也是一种约束和激励机制，有助于规制产权拥有者的经济行为(王书华、孔祥毅，2010)。因此票号创立初期这种合理而清晰的产权股权结构和产权结构所起到的积极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但是，随着人身股的增多，银股与人身股权责利不相对等以及后期缺乏有效的内部控制机制等原因都削弱了票号的竞争力并导致了票号的衰败。此外，受传统商人经营理念的影响，票号的放款大多重信用而不要求抵押，致使票号的资产业务具有很高的经营风险并大量倒账，动摇其信用，这也为票号的最终衰亡埋下伏笔。二、票号的“股份制”分析股份制是指以入股方式把分散的、属于不同人所有的生产要素集中起来，统一使用，合理经营，自负盈亏，按股分红的一种经济组织形式。作为一种资产组织形式，尽管股份制完善于欧洲，但股份制的最早实现却是起始于山西商人所实行的股俸制(王书华、孔祥毅，2010)。票号的资本招集采取的就是股俸制，并且在传统晋商商号的股俸制的基础上得到了进一步完善，创造性地发展了股俸制，将其股份界定为“银股”与“身股”两种。票号的资本股被称为“银股”，这是因为在当时的货币制度下，大宗货币多用银两，票号集股也以银两计算。票号的合资者都订有合同，并且合同中对资本划分多少股，多少数额作一股，如何分红等内容都有详细规定，这与一般合伙中的合伙资本的特点是相同的(张娟，2010)。此外，票号不仅有财东出资形成的“银股”，--还有财东和掌柜评定的“身股”，即依据员工对票号的贡献顶一厘上升至九厘半不等的股份并据此待账期分红。这是山西票号在金融股权激励方面的一个极大创新。由于票号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适应汇兑专业化要求而从传统商号中逐渐分离出来，成为一种独立的金融组织的，所以它沿袭并创新了传统商业组织的“两权分离”经营管理制度和“人力资本股份”的激励制度。(一)“两权分离”的经营管理制度分析两权分离，是指资本所有权与资本经营权二者的分离。这种分离并不是绝对的，而是出于提高经济效益的目的使二者之间的有机结合、相互配合，以使资本产生更大效益所采取的一种经营方式。票号所实施的两权分离制度和现代企业制度中的两权分离制度极为相似，由此足见山西票号组织治理的先进性。票号所实施的两权分离制度是在合约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东家和总经理之间的委托一代理制度。在这种制度下，票号东家的责任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