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蜀道难》考证与创作手法解读.pdf

李白《蜀道难》考证与创作手法解读摘要:《蜀道难》降世后,立即为当世和以后历代名家所推崇。种种评价中我们不难看出李白那高标独立、卓尔不凡的诗艺,”谪仙”雅号并非浪得虚名。但其中还尚存了一些悬念,在这里,我们就一一为大家解密。关键词:蜀道难寓意乐府一、《蜀道难》作于何时学者们众说纷纭的说法,看起来都有根有据,《蜀道难》作于何时,是我们对上述诸说作出评判的依据,也是我们理解其寓意的关键。作于何时弄清楚了,究竟为谁而作的问题、《蜀道难》的寓意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主张《蜀道难》是刺严武的,写作年代应在宝应元年到广德二年(公元762——764年),李白于762年去世,此说早已为古人所不取,今人也无坚持者。主张《蜀道难》是讽章仇兼琼的,写作年代应在开元二十七年到二十八年(公元739——740年),元萧士贇、清赵翼、现代学者詹瑛等早对此说存在的问题作了令人信服的分析和论述,此说亦可置之不论。主张《蜀道难》是为唐玄宗幸蜀而作的,写作年代应在天宝十五年(公元756年)。俞平伯虽然主张此说,但他在《〈蜀道难〉说》附记中说:“此文写后承友人见示:汲古阁本《河岳英灵集》选有《蜀道难》殷璠序云:此集起甲寅,终癸巳。按,甲寅为唐开元二年,癸巳为天宝十二年。”国内学者尚无人能推翻《河岳英灵集》之序对时间跨度的说法,《蜀道难》为唐玄宗幸蜀而作的说法也就难以立足。主张《蜀道难》只是沿用乐府旧题,歌咏蜀地山川,写作年代应在天宝元年(公元742年)以前。过去坚持这一说法的学者,目前也已改变态度,如王运熙,在最近出版的《李白》(与李宝均合著)中虽坚持“这首诗是天宝元年李白初到长安时的作品”,但却认为“很可能是李白送王炎入蜀之作。”实际上已倾向第五说。主张《蜀道难》是送友人王炎而作的,目前已成为学界大多数学者的普遍看法。第五说和第六说在《蜀道难》是送友人王炎而作上是一致的,写作年代都认为是在李白第一次入长安时(开元十八年—二十年间,即公元731——733年)。李白曾两入长安是近年来李白研究的重要学术成果。新旧《唐书》李白本传仅言及他于天宝元年至天宝三年曾入长安,“文革”前,稗山采朱金城说,首倡李白此前曾入长安一次,郁贤皓、郭石山等考订首次入长安的时间为开元十八年—开元二十年间,郭沫若《李白与杜甫》亦主此说,目前此说已成为学术界的定论。但两说关于《蜀道难》的寓意在解说上还是有区别的,一认为讽喻别人,一认为抒写自己的仕途坎坷。综上所述,一二三说我们基本上可以置之不论,四五六说的共同点是《蜀道难》乃为送友人王炎而作,其不同点是在写作时间的确定、对寓意的理解上存在差异。二、李白《蜀道难》的形象特征与倾向特征有些读者对《蜀道难》的思想意义说“很易理解”,我却以为很难,难就难在纯用象征手法.可是,要表达作者的心坡,又不能明白陈述,只能以形象表达.这就很难作出定论,所以我只能提出个人的心解。当然诗是经过高度概括的文艺,不能把蜀道确比仕途;把蜀道的高危确比李白的居高身危:把一夫当关确比李林甫扼住关卡。但读者却有权按照形象作出自己的感受与理解。我以为《蜀道难》通篇表现蜀道的高危形象。在“使人听此凋朱颜”以前,着重写高,高中有危;以后,着重写危,危中有高。在高危的形象特征中透露出知难而退的倾向特征。诗一开始就以蜀人惯用的惊叹口气“隐吁。戏,危乎高哉,”把诊者视线引向“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蜀道真比上夭难吗?当然不是,是李白执笔为诗时激动感情的艺术表现.安旗先生僧考证“唐人入蜀诗或送人入蜀诗数以百计,凡失意者蜀道皆难;凡得意者蜀道皆易.如岑参《送蒲秀才摧第归蜀》:“去马疾如飞,看君战胜归。……向南风候暖,腊月荣春辉。”《蜀道难求实》见《唐代文学论丛》八二年第二册)在李白笔下的蜀道之所以高危难行,正由于李白思想过分激动,所谓“形象大于思想,就是作者真实感情的突出表现.。三、道家思想对李白诗歌的影响李白诗歌以丰富奇特的想象,大胆的艺术夸张,既为世人展开无限广阔的幻想世界和壮丽多彩的形象领域,也充分地表现诗人积极的浪漫主义精神。道教从唐朝一建国就受到李唐王朝统治者的推崇,当时的不少诗人均不同程度受道家思想的影响。他们或借道家思想抒发自己际遇的悲慨,或通过诗歌表现自己隐逸的情怀。到了盛唐时期道教盛行成了一定的时代风貌,林庚先生曾说:“道教盛行在唐代原也不是偶然的事情。在唐代之前就是南北朝佛教最盛的时期,佛教是讲来世的,道教是讲现世的;佛教是虚无的圆寂的,道教是要求鹤发童颜长生不老的。唐代是一个解放的年轻的时代,在宗教上自然这返老还童的、本土而又带有浪漫气质的神仙,便代替了那老僧入定的、外来的四大皆空的佛祖。中唐以来,佛教又极盛,这都说明道教的盛行于唐,也还代表了一定的时代面貌,便成为李白漫游的凭藉。”在唐代诗人中,李白是受道教影响最深的一位。李白被后人称为诗仙,除去他飘逸的诗歌风格,很大程度上取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