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垄断行业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研究综述.doc

我国垄断行业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研究综述●马强孙剑平摘要：我国垄断行业都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在国民经济中均具特殊地位。文章回顾了国内外在垄断行业收入及其分配体制方面的研究，从收入分配的基础、收入分配与垄断、经济增长的关系、行业收入差距等方面进行了归纳和总结，并通过对有关进展的具体评述，提出了可以进一步推进的研究领域。关键词：垄断行业；收入分配；分配差异一、收入分配1.收入分配理论的微观基础。近年来，国外经济分析强调微观基础，这在收入分配研究领域也有所体现。Quadrin发展了一个内生经济增长模型，该模型带有再分配税收，代理人对再分配政策的偏好受到经济增长率影响。经济增长率影响政策偏好的主要机制，是通过改变代理人的能力（Ability），以便他们找到对将来的收入分配的影响。其严格的动态规划模型预示，经济增长中收入分配会表现出较高的不平等性，并且随着时间推移，代理人在阶层收入等级之间变动有较大的波动性。这种从信息经济学的原理出发的理论，既不同于Persson和Tabellini、Ale-sina和Rodric，也与Perotti[4]有较大区别。Quadrin批评指出，增长与税收之间的负向关系是基于经济信息结构之上的增长效应的一个结果。其模型依赖于三个假设：一是增长由个人创新驱动；二是每个代理人由某种产生收入的能力来刻画，且人口之间的能力分布是单峰的；三是信息结构，即当人们出生时，他们不知道自己的特定能力参数大小，他们只知道才能在人群中是如何分布的。这种分析为收入分配奠定了微观基础。其研究表明，每当有创新和经济增长时，事后收入分配就会更加不平等，此外，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社会最优再分配政策是较低的税率和较少的再分配。2.垄断与收入分配。最早相关国外关于垄断和行业收入的关系研究主要通过对垄断造成的社会福利的影响展开。Lerner认为产品的需求弹性越低，生产该产品的行业获取垄断利润的机会就越大。Neumann等通过对边际报酬进行分析，认为垄断厂商的收入随着厂商市场份额、租赁成本和资本密集程度的提高而增加。另外，一些学者通过对具有市场优势的经济性垄断厂商进行研究，提出了租金分享假说，这种假说也为垄断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提供了一定程度的解释。在租金分享假说中，文献认为垄断厂商在获取超额利润时，管理层和普通员工均能分享部分超额报酬，尤其是在垄断厂商盈利非常高时，员工获取超额报酬的机会更大。对于自然垄断行业的进入规制所造成的社会福利的影响，具体讨论不同进入规制政策对社会总福利（生产者剩余与消费者剩余的加总）的影响，并在保持社会总福利最大化的原则下来推导最优的定价政策。对于进入规制政策而言，主要涉及区域比较竞争制度、特许投标权制度以及多厂商竞争运营等条件下的社会总福利权衡以及最优的定价策略的选择，并没有直接涉及进入规制对垄断厂商行业收入影响的研究。从价格规制对自然垄断性行业利润率的影响来看，研究中所涉及的价格规制包括：边际成本定价、拉姆齐定价、回报率规制定价机制。此外，激励性规制定价也是许多学者关注较多的一种方式。激励性规制定价主要讨论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如何激励垄断厂商降低成本，实现社会总福利的最大化。因为要给予垄断厂商必要的信息租金，即在社会福利与厂商信息租金之间进行权衡，所以该类机制允许厂商存在超额利润。3.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库兹涅茨在1955年提出了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的关系呈倒“u”曲线的著名假说。然而，从20世纪60年代直至80年代中期以前，经济增长理论研究几乎没有什么进展，收入分配理论研究似乎也因此受到影响，因为如果单纯考虑收入分配而不考虑经济增长，只能是一种静态的思维模式。20世纪90年代迄今，西方主流经济学掀起了用现代动态分析方法探讨收入分配理论的热潮。（1）收入分配不平等对经济增长是“有害”的。收入分配可以用方差、标准差或变异系数等来衡量，也可以用其他一些测度方法衡量。Li和Zou明确设问：收入分配不平等对经济增长有害吗？他们作出了肯定的回答。他们认为，在分配冲突严重的民主社会，必然作出要加强对收入实行再分配的政治决策。但是，这样做的办法往往就是对于投资和其他促进经济增长的活动进行征税，这必然影响经济增长，不平等与经济增长之间呈负相关关系（即收入分配不平等扩大将不利于经济增长）。与上述观点非常类似的是Alesina和Rodric的结论：当政府只关心纯粹“资本家”时，极大化增长的政策才是最优的；但是根据中间投票人定理（Median-voterTheorem），财富和收入分配越不平等，税率就会越高，反过来降低经济增长。他们的理论认为，政府支出和税收水平是公共投票过程的结果，而收入是选民投票的决定因素，低收入选民倾向于高税收；在一个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