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信客户”表彰授牌活动的法律思考的研究.doc

“诚信客户”表彰授牌活动的法律思考刘伟陈卓摘要：面对社会上大量的荣誉称号，授牌行为，表彰活动，我们很少给予过多的思考和深入的探讨。随着我国法治建设的推进，公民法律意识的提高，消费者的主体意识的不断强化，对行政主体的管理活动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关注。一方面，公民个体有强化主体权利的强烈要求;另一方面对行政权力的监督也在不断强化。本文由关乎“荣誉牌匾”的一个案例引发，试图结合烟草行业专卖管理的现状及当前管理热点，就烟草诚信等级管理模式中评定、表彰“诚信客户”及颁发荣誉牌匾、荣誉称号等行为本身如何定性、责任如何承担、是否有必要对其加以规制以及整个诚信等级管理中一系列相关实际问题如何解决等方面作出较为全面深入的探讨和解答。2003年前，户籍化管理作为烟草专卖工作的主要模式在全国推广贯彻，专卖管理基础工作得到全面提升，卷烟市场实现由乱到治，烟草行业步入了规范、改革、创新的轨道。随着我国加入WTO及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健全，烟草专卖管理职能的强化和管理水平的升级，户籍化管理中“重监管、轻服务，重处罚，轻需求，重律他，轻律己”的做法已无法适应卷烟市场的发展形势。一种旨在建设烟草长效发展体系，实现粗放型管理行政向集约化服务行政转变，打造“百年烟草”的全新管理模式-烟草诚信等级管理在2003年应运而生，正全面取代户籍化管理而崭露头角。诚信等级管理模式以一套科学的量化指标为蓝本，对卷烟零售客户的守法诚信经营行为进行定期综合评价及公示，并以此将卷烟零售客户划分为不同的诚信等级，有的放矢、因势施策地建立差异化监督、管理和服务体系。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对卷烟零售客户的经营情况进行综合评价后，在诚信等级最高的卷烟零售客户中按一定的标准和比例定期评选出“诚信客户”并颁发荣誉称号及授予牌匾，加大宣传，以树立优秀典型，积极引导消费，从而稳步推进诚信经营社区、诚信经营街道的形成壮大，最终追求整个烟草制品市场的诚信体系建设，走“诚信烟草”的可持续发展道路。毫无疑问，“诚信客户”表彰授牌活动是诚信等级管理工作中极具价值的一环。诚信牌匾的悬挂，一方面是对公众知情空白的填补，追求形成对消费者自主消费的一种积极的引导和建议。另一方面，诚信牌匾的产生也是服务型行政对公众需求的满足，从信息的占有和技术的优势上力图形成对商家信誉和服务质量的公正评价体系。然而，随着法治社会的不断推进，行政管理相对人(卷烟零售客户和广大消费者)的主体意识及维权意识不断强化，对行政管理机关的行政行为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并从合理、合法两方面不断提出新的质疑。例如：当消费者在悬挂有“诚信客户”牌匾的卷烟零售点购买到假烟后，向烟草专卖局索赔怎么办?当诚信等级较高的客户因违法违纪应当降级而没有或及时被降级并公之于众，从而误导消费行为并造成实质损失的，如何解决?当诚信等级较低客户规范了自己的行为而应当及时提升等级时，烟草专卖局没有及时作为，影响或损害零售客户的商誉和经营效益，零售客户要求更正、道歉甚至索赔时，如何救济?卷烟客户不愿加入诚信等级管理，烟草专卖局能否强制其接受?诚信等级管理中烟草专卖局所实施的定期评价，表彰授牌，奖励公示等行为、活动是否与日常的案件查处，行政许可等有异同之处，等等……笔者的疑问决非空穴来风。2002年，河南郑州发生了一起行政诉讼案件：消费者葛锐在郑州市金博大商场购买药物，发现这些药物纯属假药后向郑州市质量技术监督局投诉，要求该局撤销其颁发给金博大商场的“购物放心商场”荣誉称号并收回牌匾。郑州市质监局以没有证据证明金博大商场有欺诈行为为由，拒绝了葛锐的请求。葛锐不服，提起行政诉讼，案件经郑州市两级人民法院审理，均被认为不属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而驳回起诉。消费者葛锐虽然通过司法救济途径未能维护自己的权益，但金博大商场事后却主动摘掉了“购物放心商场”的牌匾。此案虽已尘埃落定，但行政主体因表彰奖励并颁发荣誉称号、牌匾行为而产生的相关法律问题依旧发人深思。案中的“放心商场”牌匾的授予与烟草诚信等级管理中的“诚信客户”表彰授牌活动有着异曲同工之处，争议的产生也无疑有值得烟草同行关注之处。笔者认为，为了保障诚信等级管理这一新生科学管理方式更加完善有效地运行，避免更多纠纷发生、众多诉讼激化，确保行政管理机关公信力及权威性不受影响，有必要对“诚信客户”表彰授牌活动作进一步的思考。一、诚信客户表彰授牌活动的法律定性-行政指导作为一种新型行政观，法治行政、民主行政、责任行政、服务行政成为了现代政府行政的追求目标。有效的行使职权与必要的责任规制之间的交叉与碰撞，理所当然成为行政主体在进行职权活动时所应当全盘考虑的问题。因此，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在追求法治行政的理念前提下，必须正视烟草专卖管理中诚信客户表彰授牌活动的责任规制问题，必须先明确其行为的法律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