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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画作品及市场述评1991年创作的《那时我们正年轻》，于1993年参加过HK佳士得拍卖，2006年又成为北京荣宝拍卖的主打，以385万元创杨飞云个人成交价新高。该画是杨飞云从美国回来后的第二幅作品。他偶然看到镜子里的妻子，触发了创作冲动，他自己的形象也第一次走进画作。这幅很值得纪念的作品在参加中央美术学院“二十世纪•中国”大型美展后，又参加新加坡的学术展，被新加坡的藏家购得。杨飞云的肖像绘画又不只是为对象写照，更是对人生、对艺术的思考。他以构图单纯、表情安详、气氛宁静的作品，创造出既真实、又理想化的形象，他的“理想”意味和高雅趣味，也成为中国新油画的重要代表。古典精神中的现实主义在中国画坛和中国艺术品市场，杨飞云都是古典油画的重要标杆，其古典油画来之不易。在杨飞云的少年时代，时兴肖像，却不时兴古典，最流行的是大大小小的领袖像。他12岁那年，骑自行车跑40多里山到包头市，第一次看到比真人还大的像。他把被丢弃的油彩管拣回家，挨个掰开，搜刮里面残余的颜料。他以为油画就是用油调出来的，于是找来食用油，按艾中信写的《怎么画油画》画起头像。他为自己“居然可以画油画了”兴奋不已，可惜，因为使用食用油的缘故，那幅画成为永远干不透的处女作。1971年，18岁的杨飞云到铁路上做钳工。一位师傅在破图书馆的“四旧”时，偷偷留下一些书，其中两本对他极为重要。一本是俄罗斯人为文艺复兴“三杰”之一达芬奇写的评传，另一本是17世纪荷兰画家伦勃朗的画册，印刷都颇为精致。杨飞云得到后，反复咀嚼里面的文字，多遍临摹里面的图片。就此，两位古典绘画大师成为他平生最仰慕、最崇拜的楷模。只有楷模当然不够，还要有扎实的功力。杨飞云就读的中央美院油画系一画室，最初由中央美院前院长吴作人于1959年创建，1980年恢复后由靳尚谊主持。该画室的重点教学原则之一，是研究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的优秀写实绘画传统，引导学生将其与中国民族文化和艺术精神融合。杨飞云入学时，12位老师只带4名学生，因为多年没有招新生，老师待他们亲如子女。在那里，杨飞云接受了严格的基础训练，学到了西方画家的精髓。在诸多中央美院前辈中，对杨飞云影响最大的正是一画室导师靳尚谊。靳尚谊1983年任中央美院副院长，1987年任该院院长，是1980年代古典主义画风的代表人物。他本分严谨、有责任感的做人原则，以及不重表象、重内在规律探究的创作实践，都对杨飞云潜移默化。在强调形式美、既往的教学体系都大受怀疑的1970年代末，一些油画专业的学生走向极端，有的去临摹明代画家陈老莲的水浒叶子，有的往颜料里搀锯末和沙子。杨飞云也“红一笔、绿一笔、蓝一笔”地画了一段时间，幸亏得到靳尚谊的警示，他及时地稳住了方寸。1990年代，杨飞云在娴熟掌握古典油画技巧后，将重点转向了现实。杨飞云称，曾有一件很失败的作品——未完成的毕业创作《陕北老农》。他本想着力表现最地道的农民的个性，但还没画到一半，就难以为继。这次失败给了他深刻启示：仅凭技巧和主观想象去表达自己不熟悉的生活，会困难重重，作品既难打动自己，更难打动观众。杨飞云1990年从美国回来后，相继完成的《唤起记忆的歌》、《那时我们还年轻》等，就是把生活中的美放到古典绘画里。他画身边的亲人、朋友，让笔下的许多普通人，焕发出异样的光彩。这些既有严谨造型，又有现实感的作品，得到广泛的赞誉。杨飞云描绘的现实，与曾占主流的“主题性”现实主义很不一样。“主题性绘画”之谓在我国始于1950年代，指有故事情节的历史题材、神话题材、文学题材、现实题材，是在中国风行了几十年的审美内容和审美趣味。杨飞云1980年代中期崭露头角时，曾因为没有类似的“鲜明”主题和“崇高”意义，遭到质疑。但正是他的非主题肖像，因为与1950、60年代的“崇高主题”、与时期的“红光亮”形成反差，给画坛带来了清新的写实作风，让观众眼前一亮。更吸引观众视线的是“中国写实画派”，在艺术品市场，杨飞云的名字常和该画派联系在一起。“中国写实画派”的前身是“北京写实画派”。2004年，杨飞云与艾轩、王沂东等13位画家共同组成“北京写实画派”，他们希望以北京为中心，建立起当代中国高水平、有影响力的写实学派。2005年，在陈逸飞的建议下，“北京写实画派”更名为“中国写实画派”，成员扩充到30人。这些中国油画领军人物，再一次成为美术界的关注点。对于艺术品市场，“中国写实画派”成立的意义远不止于此。随着油画热拍，雅昌艺术网特别建立了“中国写实画派30指数”，供投资者参考。该指数从2000年的1017点起步，至2004年底平稳上涨至1300点，而在“中国写实画派”成立的2005年，指数陡升至2901点，涨幅达112％。至2011年，该指数已高达11111点，较十年前增长10倍。杨飞云与“中国写实画派”一道，经过多年的积累与历练后，爆发出强劲的市场活力。市场外的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