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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条件下的信誉机制主持人:追求进步,学术倾听,世纪大讲堂向您问候。上个世纪初,西方商业经历了资本的原始积累时期,确立了一个牢固的信条,就是明码标价、童叟无欺。童叟无欺这个信条在中国人头脑当中是根深蒂固,因为我们的传统道德是人以理自信。但是,到了上个世纪的末年,情况发生了变化,十分可惜的是,这个时候商业意识、现代意识进入到中国人头脑中,但是童叟无欺却没有进去,而且明码标价也做得很不全面。今天,我给大家请来了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常务副院长张维迎教授,他给大家带来一个从学术高度看商业道德和商业信誉的精采报告。好,请张教授上场。在正式让你做报道之前,我得先让大家了解您。我的兴趣是非常关注一个人的童年,我听说您是在陕北长大的?张维迎:是的。主持人:那是一个富裕的家庭还是一个很穷苦的家庭。张维迎:不算富裕。主持人:也不算穷苦。张维迎:应该比较穷苦。主持人:穷苦人在红军时期帮助过他们吗?张维迎:因为我们那是革命老根据地,所以我爷爷那时候就是老红军,曾经给毛主席站过外岗,就是毛主席在里边,他在外边。主持人:给毛主席站过岗。那毛主席去世以后您的家里还是那么穷。张维迎:后来他回家了,所以还是很穷。不过有了邓小平之后,给他每月发一百几十块钱,所以他现在生活上不错。主持人:我在北京大学上学的时候,发现我们班大概百分之七十五是农民的孩子,他们学习好象比城市的孩子还要好。但是我一直有一个疑问:他们在农村那么封闭,是怎么知道高考,怎么知道学习努力?怎么又考上了呢?张维迎:我想农村的孩子考上的比例应该是比较低。一旦考上之后,平均智商可能比城市考上的要高一点。主持人:我能反驳您吗?张维迎:可以。主持人:我觉得农村的孩子是非常勤奋,而且在农村也没什么玩的,所以他们把大量的时间用于学习,不见得是智商高,可能是就是因为他们学习时间相对集中;比起城市的孩子,他知道只有我努力了这辈子才有希望。张维迎:因为城市的孩子只有学习和去玩,农村的孩子还要帮助家里种地、喂羊。主持人:那我应该改正我的错误认识了。城市的孩子打篮球,一场篮球只有几十分钟,那割一次草……张维迎:我在农村的时候,秋收的时候一定要放几天假,帮助家里秋收。主持人:您最后上大学的时候是怎么考虑自己的选择?张维迎:当时北京大学是我的第四志愿。主持人:您把北京大学放在第四位。第一志愿呢?张维迎:第一志愿就是我后来上的西北大学。主持人:您是不是当时因为年龄小,哪个离家近哪一个就是最好的大学。张维迎:不是的,因为我填完三个志愿之后还空一格,后来就填个北京大学。主持人:这些事情您来北大以后,跟北大的同学和老师讲过吗?张维迎:可能有一些同学知道。主持人:他们会不会说北大在您心中也太没地位了?张维迎:那没关系因,为我最终还是到北大来了。主持人:好。听说您在英国牛津的时候,您的导师是九六年的诺贝尔经济奖的得主,是吗?张维迎:对。主持人:能不能给我们描述一下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张维迎:他是一个苏格兰人,一个非常勤奋的学者,他在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主要研究一个国家应该怎么征税,由此就提出了一整套关于激励机制的理论,他为此获得诺贝尔奖。他曾经三次访问北京大学,我想也做过三次报道,可能再座的同学可能听过。主持人:是您给请来的吧?张维迎:当然了。主持人:好,这没有关系。因为胡适教授在来北大以后也经常把他的美国导师请来。您是在陕北生活过,然后在北京生活过,然后再去的英国?张维迎:其实我是在陕北长大,我在18岁的时候到西安,、在西安读了七年书,西北大学读了七年书,然后到国家提改委。在国家提改委工作了六年。主持人:又是北京了。张维迎:对,然后再到牛津大学读书,然后再回到北京大学。主持人:能不能特别简单的告诉我,在西北、在皇城角下和在英国,您在这几个地方肯定都买过东西,您用朴素话告诉我们,这三个地方的商业信誉、商业道德有什么很大的差异吗?张维迎:我在陕北很少买东西,因为没有钱。到了大城市以后,有时候买东西不是很放心,在家里吃肉都是自己的养的猪、宰的羊,所以很放心,到了城里不是特别放心。到了英国以后还是比较放心的。我记得我原来在农村吃苹果的时候削皮的,进城以后,人家说我太土了,吃苹果一定要削皮,到了英国以后我削皮,人家又批我说,你也太土了,苹果怎么能削皮啊。主持人:为什么英国人这么认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