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型高管是否隐性操纵了自身薪酬？.doc

管理层权力、私有收益与薪酬操纵*——来自中国国有上市企业的实证证据权小锋吴世农文芳作者单位：厦门大学管理学院摘要：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我国国有企业高管“天价薪酬”与“零薪酬”并存的乱象，引起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本文针对国企高管薪酬改革的制度背景，选取2004-2007年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分析了国企高管通过其权力影响获取私有收益、进行薪酬操纵的行为策略及其价值效应。研究发现：(1)国有企业高管的权力越大，其获取的私有收益越高，但中央政府控制的国有企业高管偏好隐性的非货币性私有收益，而地方政府控制的国有企业高管更偏好显性的货币性私有收益；(2)从薪酬业绩敏感性来看，管理层权力越大，薪酬与操纵性业绩之间的敏感性越大，表明随着权力增长，管理层会倾向利用盈余操纵获取绩效薪酬；(3)通过对实际薪酬的分解，发现激励薪酬具有正面的价值效应，而操纵性薪酬具有负面的价值效应。文章认为拓宽高管激励渠道，转变控制策略的内部治理机制以及聘请高质量审计服务、提高机构持股比例的外部监管机制可以有效抑制国企高管的薪酬操纵行为。关键词：管理层权力；国有企业；私有收益；操纵性薪酬作者简介：[1]权小锋，男，厦门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公司财务与资本市场。通讯地址：福建厦门大学934号信箱，邮编：361005；联系电话：[phone]；电子邮箱：[e-mail]。（论文联系人）[2]吴世农，男，厦门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公司财务与资本市场。通讯地址：厦门大学校长办公室，邮编：361005；联系电话：[phone]；电子邮箱：HYPERLINK"mailto:[e-mail]"[e-mail]。[3]文芳（1971.11-），女，厦门大学工商管理博士后流动站在站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为公司财务与公司治理。电子邮箱：HYPERLINK"mailto:[e-mail]"\t"_blank"[e-mail]。*本文研究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项目编号：70632001）、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计划”项目(项目编号：NCET-06-0565)资助，特此致谢。管理层权力、私有收益与薪酬操纵——来自中国国有上市企业的实证证据摘要：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我国国有企业高管“天价薪酬”与“零薪酬”并存的乱象，引起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本文针对国企高管薪酬改革的制度背景，选取2004-2007年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分析了国企高管通过其权力影响获取私有收益、进行薪酬操纵的行为策略及其价值效应。研究发现：(1)国有企业高管的权力越大，其获取的私有收益越高，但中央政府控制的国有企业高管偏好隐性的非货币性私有收益，而地方政府控制的国有企业高管更偏好显性的货币性私有收益；(2)从薪酬业绩敏感性来看，管理层权力越大，薪酬与操纵性业绩之间的敏感性越大，表明随着权力增长，管理层会倾向利用盈余操纵获取绩效薪酬；(3)通过对实际薪酬的分解，发现激励薪酬具有正面的价值效应，而操纵性薪酬具有负面的价值效应。文章认为拓宽高管激励渠道，转变控制策略的内部治理机制以及聘请高质量审计服务、提高机构持股比例的外部监管机制可以有效抑制国企高管的薪酬操纵行为。关键词：管理层权力；国有企业；私有收益；操纵性薪酬一、引言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入，政府在企业薪酬制度方面颁布了大量法规，从2004年1月1日施行《中央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暂行办法》，对中央直属企业高级管理人员(以下简称“高管”)开始实行年薪激励考核，并逐步引入长期激励机制。至今，中国上市公司似乎已逐步建立起基于业绩的薪酬制度(方军雄，2009)，但根据美国普华永道对我国上市公司公布的高管薪酬统计分析，中国上市公司2008年的高管薪酬增长率高于公司利润增长率，甚至出现某些公司利润负增长而高管薪酬正增长的“倒挂”现象①。事实上，自从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资本市场展示给公众的就是一幅高管薪酬的乱象——既有中国平安董事长兼CEO马明哲高达6621.1万的天价薪酬、格力电器董事长朱江洪和总裁董明珠高达1.7亿的天价股权激励②，也有448位董事长在2008年获取零薪酬。当马明哲实现A股市场高管“第一年薪”到“零薪酬”的瞬间转变时，社会公众难免产生深层的忧虑：国企高管薪酬到底由谁决定？从公司治理的视角出发，无论是“天价薪酬”还是所谓的“零薪酬”，似乎都违背了最优契约理论设计的初衷③。因为二者都脱离了薪酬业绩挂钩的激励原则，在薪酬契约的背后体现更多的是高管自定薪酬的痕迹。在两权分离的现代公司中，薪酬激励的主要理论包括最优契约理论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