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材-全国-2012_高中历史 4.rar

8用心爱心专心第15课国共的十年对峙1．原始资料以中国特殊国情为依据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提出从民国元年以来，相互间进行着继续不断的战争，这是半殖民地中国的特征之一。不但全世界帝国主义国家没有一国有这种现象，就是帝国主义直接统治的殖民地也没有一处有这种现象，仅仅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中国这样的国家才有这种现象。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有两种，即地方的农业经济(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因为有了白色政权间的长期的分裂和战争，便给了一种条件，使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区域，能够在四围白色政权包围的中间发生和坚持下来。……全国革命形势是向前发展的，则小块红色区域的长期存在，不但没有疑义，而且必然地要作为取得全国政权的许多力量中间的一个力量。全国革命形势若不是继续地向前发展，而有一个比较长期的停顿，则小块红色区域的长期存在是不可能的。现在中国革命形势是跟着国内买办豪绅阶级和国际资产阶级的继续的分裂和战争，而继续地向前发展的。所以，不但小块红色区域的长期存在没有疑义，而且这些红色区域将继续发展，日渐接近于全国政权的取得。──毛泽东《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1928年10月5日）①××同志：秦邦宪，又名博古，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②华夫同志：李德，德国人，原名奥托·布劳恩，又名华夫，还曾用名李特罗夫。1932年被共产国际派到中国来担任军事顾问，直接参与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军事战略、战役战术决策和军事指挥。李德对于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负有直接的重大责任。遵义会议对“左”倾错误的纠正政治局扩大会议认为一切事实证明我们在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我们不能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一切企图拿党的正确路线来为军事领导上的错误路线做辩护(如××同志①的报告华夫同志②的发言)是劳而无功的。政治局扩大会议认为这种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一种具体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表现。他的来源是由于对敌人的力量估计不足，是由于对客观的困难特别是持久战与堡垒主义的困难有了过分的估计，是由于对自己主观的力量特别是苏区与红军的力量估计不足，是由于对于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不了解。因此政治局扩大会议认为反对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的斗争，是反对党内具体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这种斗争在全党内应该开展与深入下去。──《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1935年2月8日)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红二、四方面军在粉碎了张国焘的分裂阴谋和国民党军的追剿堵截后，于八月底进到甘肃南部的渭源陇西地区。为了迎接二、四方面军，中央派彭德怀同志率领原一方面军主力西进，直插西安兰州公路的静宁、会宁地区。十月，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终于在会宁、静宁地区会师，全国主力红军胜利地结束了伟大的长征。这时，全国工农红军已经从长征前的三十万人减员到约三万人，在数量上暂时减少了，但是我军广大干部与战士，经过长征的艰苦卓绝的考验与锻炼，路线觉悟大大提高了，在质量上是更坚强了。──成仿吾《长征回忆》2．课文注释南昌起义1927年7月中旬，党任命周恩来为南昌起义的前敌委员会书记，部署和领导南昌起义。7月25日前后，周恩来及起义的其他领导人贺龙、叶挺、刘伯承等，从武汉、九江等地到达南昌与朱德会合，进行起义的准备工作。周恩来冒着白色恐怖的严重危险，来到南昌。据当时见过周恩来的人回忆说：那天周恩来穿件灰色中山装，手提一个黑色的皮箱，下车后径直到朱德家中，不顾长途跋涉的疲劳，立即着手部署武装起义。这时集结到南昌参加起义的兵力大约有两万余人。起义部队的主力，是贺龙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叶挺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和朱德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九军军官教育团。7月27日，在周恩来主持下，正式成立了党的前敌委员会。在前委的这次会议上，作出了7月30日晚上举行武装起义的重大决定。由于贺龙当时还不是共产党员，没有参加党的前委会议。7月28日，周恩来亲自来到贺龙的指挥部，把武装起义的计划，郑重地通知贺龙，并征求他对起义的意见。贺龙听后激动而坚定地说：“很好，我完全听共产党的话，要我怎样干，我就怎样干。”周恩来当时代表党的前敌委员会任命贺龙为起义军总指挥，并派刘伯承到贺龙指挥部，协助制订武装起义的行动计划。7月29日，正当起义准备工作紧张进行的时候，张国焘以“中央代表”的身份，从武汉赶到九江，两次密电前敌委员会，阻挠起义。30日晨，周恩来在南昌系马桩驻地秘密召开了前敌委员会紧急会议。张国焘匆匆赶来参加了这次会议。在会上他以种种借口反对起义。他说什么要争取张发奎参加起义，否则就是“蛮干”，就是“盲动”。周恩来坚持应立即举行武装起义，前敌委员会的其他领导也一致站在周恩来一边，从而否定了张国焘的意见，坚持了党的决定。由于在起义的关键时刻爆发了这场斗争，起义时间不得不推迟。会议将起义时间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