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向多维视野下的巴蜀考古研究最终稿.doc

林向：多维视野下的巴蜀考古研究中国社会科学网记者钟永新著名考古学家，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林向专家接受中国社会科学网记者采访钟永新摄嘉宾介绍：林向，1932年9月生于上海。1959年毕业于四川大学历史系，1962年四川大学考古学研究生毕业，师承冯汉骥先生。1965～1991年任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主任，1991年任四川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主任，1996年离休。考古学专家，从事中国考古学教学工作和巴蜀考古及考古学应用研究。讲授中国夏商周考古学、西南考古学、考古学概论、田野考古等课程。参与或主持过的田野考古工作重要有：长江三峡库区调查、四川历史地震调查、金沙江安宁河流域调查与发掘、川东及川南崖葬调查与发掘、广汉三星堆遗址发掘、西昌东坪遗址发掘等。曾出版《四川名塔》《巴蜀文化新探》《巴蜀考古论集》《清江深居集》《童心求真集:林向考古文物选集》等著作，刊出论文百余篇。【核心提醒】：学术薪传太重要了，无中生有的东西一定不会成为大气候。要开展考古学史的研究，重视回忆录、口述史与年谱、目录、论文集、著作集等整理，成为学脉研究的学术依据。文化影响辐射范围内，有相对相同的文化因素和内容、交往与联系，构成一个文化区。记者：林专家，您好，欢迎您接受中国社会科学网的采访，您是巴蜀考古界的著名学者，能否谈谈您是如何走上考古研究之路的？林向：我走上考古的道路并非偶尔，综观我的一生可分为以下五个阶段：第一阶段，少年失怙，10岁父母相继过世，在上海由姐姐抚养长大，艰难地度过8年抗日战争，4年解放战争，直到全国解放。第二阶段，是从政时期，1949年6月我在上海参与了解放军西南服务团，随刘邓大军进军大西南，1949-1955年参与了重庆地区的民主建政等一整套革命运动。第三阶段，是求学时期。1955年响应党中央向科学进军号召，我从机关考进了川大历史系。1959年国家准备建设三峡水库，冯汉骥先生组织我们去三峡库区进行考古调查实习，我发现搞考古很实在，历史专业本科毕业后攻读副博士研究生，就选择了从冯老师学考古。第四阶段，是从教时期，1962年毕业留校从事考古教学，从此到“文革”前一直参与带领学生田野考古实习，一年有半年的时间都在野外跑。“文革”开始后中断了几年。1972年起我继续冯师的事业，当了考古教研室主任，跟同事张勋燎、马继贤一起执掌川大考古教学，1991年改任川大巴蜀文化中心主任，后来又受四川社科院聘任《中华文化论坛》杂志副主编。第五阶段，是治学时期，1996年离休后离而不休，继续从事巴蜀考古研究，我的文章约有2/3在这个时段发表的，直到现在每年还要写两三篇。由于我的学生大都在西南各地文物部门工作，他们在田野考古中发现和碰到问题，常会请我去会诊，或者让我帮忙去向有关方面呼吁，所以继续发挥一个老考古学者的余热。无中生有的东西不会成大气候记者：您撰写了许多关于巴蜀考古学界人物徐中舒、冯汉骥、邓少琴、童恩正等的回忆文章，总结了他们的治学观点和经验，请问这对今天从事考古研究的学者而言，有哪些最值得学习和传承？林向：徐师中舒先生的名言：“读书是很辛劳的，是要抹汗珠哦！”徐老是王国维先生的学生，王国维曾提出两重证据法，意思是把地下发现与文献记载结合起来研究。徐老提出还要结合民族、民俗等来综合研究，他传递的重要治学经验是运用多重证据法。我从学后冯师汉骥先生教给我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我学会对神话传说进行文化人类学的科学分解，既不盲从，也不容易否认，更多地采用多重证据法来研究问题。冯老师常告诫我们“不要做沙发上的考古学家”，“不要做见物不见人的考古匠”。他说，考古只能讲“大约也许”，由于考古发现往往只是零碎的历史信息，若要恢复成历史，产生的也许性就很多，这是由于历史的影子投射所致。邓少琴先生是我老师的好友，我最后去看他时，已八九十岁行动不便了，只见他把自己绑在椅子上，还在那里写作，我感动得热泪盈眶。我向他介绍了三星堆发掘的情况，他听后很是快乐。邓少琴先生是巴蜀文化、重庆开埠史、长江航运史方面的著名专家。徐、冯、邓三位先生都是以前西南博物院的老搭档了，我们就是在他们老一辈学者的传授下成长起来的。童恩正是我的师弟，他有句名言，“考古学家白天要摸爬滚打，晚上要挑灯夜战”，意思是既要在田野实干，又要多读书多写东西，他一生就是这样干的，取得骄人的成果。我常给学生介绍他这两点。前不久央视《大家》栏目来采访我，我说“我不是大家，我是大师的守望者”。我重要是把老师们传授给我的知识经验，传授给我的弟子们，让他们继续研究下去。学术薪传太重要了，无中生有的东西一定不会成为大气候，也许在某个小问题上会有独到见解，有一定的学术成果，但假如缺少根基，是走不远飞不高的。当然了，做学问也不能墨守成规，老师教如何就如何，没有自己的创新那是绝对不成的。我在田野考古方面有两个学术命名，为学界所采纳，是比较自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