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武：农业发展的极限.docx

第PAGE\*Arabic\*MERGEFORMAT9页共NUMPAGES\*MERGEFORMAT9页陈志武：农业发展的极限“三农”问题时下讨论得沸沸扬扬。这些争论的起源大致来自以下这些数据。第一，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人均纯收入之比值在1978年时为2.57，到1995年为2.8，但到2002年时则为3.1比1，城乡收入差距显然在扩大。第二，在过去几年里，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平均年增长率为9%左右，而同期农民纯收入年增长率平均不到5%。特别是，这些年里农民收入的增长全部来自非农，而来自农业收入部分不增反降，比如，1998至2001年间农业收入部分反而平均下降102元。这种城乡收入差不仅是谁都不愿看到的，而且如果不扭转这个日益恶化的趋势，那最终会带来许多后果。那么，如何解决农民的收入问题呢。有意思的是，虽然大家都看到同样的这些数字，但得出的结论却截然相反：有的认为这说明必须发展农业才能增加农民收入，而另一些则认为这说明农业不再是解决农民问题的出路，只有靠发展非农才能增加农民收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分歧。要找到客观的答案，我们首先必须搞清城乡收入差的起因，还有就是这些差距中有多少是合理的，有多少是不公平的。大致上，城乡收入差是由三类因素造成的：制度障碍（包括税赋、定价歧视、农民就业歧视、户籍制等）、产业差别（工业产值的乘数效应和农业产值的加数效应）和人力资本差别（城镇教育水平普遍高，农民教育普遍低）。虽然难以将这三类因素对城乡收入差的贡献加以量化（这显然是值得研究的），但它们的贡献都应该很大。人为的制度性障碍是大家已讨论很多的因素，如果不废除户籍制度、不全面开放城乡人口流动、不取消不公平的农产品行政定价、不取消对农民的不合理征税、不取消对农民的就业歧视，城乡收入差显然不可能不进一步恶化。这些都是应该、也是可以改变的人为因素。在这里我们就不多谈制度障碍问题。但，既使能去掉这些伤害农民基本权利的制度障碍，使农民享受每个公民本应享有的平等的生活、迁居、就业与经济权利，我们同时还不得不看到农业和非农业间存在着截然不同的发展前景这一事实。再退一步讲，既使能去掉制度障碍，同时也假设农业、工业与服务业的增长前景也都一样，那么农民与城镇人口的教育差别也足以造成合理的收入差。我们不能要求一个博士与一个文盲的收入相等，也不能要求他们的收入同步增长。像美国没有城乡迁居限制和户籍制，2002年的农民平均收入为20220美元，而同年的所有就业者（包括农业与非农）的平均收入是35560美元，为农民收入的1.76倍。在80年代时，有大学文凭的美国人的收入比没念过大学的高出50%以上；到90年代，前者比后者的收入高出80%以上。这说明收入差并非完全由制度因素造成，也有客观的一面。农业发展前景有限过去几千年的中国，每当朝廷（不管是一次次农民革命后新成立的，还是续延的）把注意力放到农民问题身上，他们就把重心调回到农业发展上。但每次这样做时，其实际效果都是又把中国农民更死地捆系在土地上，恶化对土地的依附，每次使中国离工商化社会越偏越远。比如，在宋朝时期工商业已非常发达，不仅在科技上领先世界，而且在金融创新方面为世界发明了纸币。据经济史学家赵冈的估计，在公元1200年左右，晚宋的城镇化水平达到22%（见图一）。但是，元朝的重农主义，特别是明朝海禁之后的进一步“以农为本”，使中国的工商业不进反退，城市化程度也反而下降。于是，到清朝1820年左右，中国的城市化水平降到6.9%，到1893年时也不过7.7%，到1949年时的城市化程度为10.6%。按理说，在经历过晚清的“强国”洋务运动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思之后，到1949年国人应该已认识到“以农为本”国策的缺陷。但，新革命成功后的“备战备荒”、各地“自给自足”的意识形态和政策，又再一次把国人订在土地，以致到1978年时的农业就业人口还占全国就业人口的80%，使中国脱离不开传统农业社会里。前面讲到，1998至2001年间，来自农业部分的农民收入不仅没增，反而减少了102元。对于这一事实，现在较为流行的政策解释是：必须重新重视发展农业，否则农民收入增长困难。如果是要通过取消各种侵权性的不合理收费和征税来提高农业收入部分，这种观点是正确的。但是，如果因此要推出“新重农主义”来增加农民收入，那大可不必。除非是对农业全面免税，甚至大规模补贴，否则农业收入从总体上讲不可能有可观的增长前景，更何况农业规模生产并非中国的比较优势。农产品价格总体上只能是呈现不变或下跌的趋势。道理其实很简单，一个人每天只能消耗有限的热量（一般不超过3千卡路里），需要的食物量总是有限的。一日三餐正好，你不会因为收入多了而一天吃四顿、八顿，那样你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