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徽州宗族与乡村治理方案分析样本.doc

明清徽州宗族和乡村治理：以祁门康氏为中心郑小春（巢湖学院思政部，安徽巢湖238000）[摘要]本文以民间合约为切入点，对祁门康氏宗族处理纷争实态进行了个案介绍，最终指出：民间合约是宗族常见而有效解纷方法；在传统乡村治理中，宗族发挥着多方位自我调控功效，是国家扶持和利用关键社会力量，并和国家一道形成了“协调共治”景象。[关键词]徽州宗族；康氏；民间合约；乡村治理ClansandCountryGovernmentoftheMingandQinginHuizhou:aCaseStudyontheKangClaninQimenZHENGXiao-chun(MarxismandIdeologyDepartment,ChaohuCollege,Chaohu238000)Abstract:Basedoncivilianagreements,thepaperdescribestherealsituationofhowtheKangClandealtwiththeirdisputes.Itsuggeststhatcivilianagreementswerehabitualandeffectivewaysforclanstosolvetheirproblems.Intraditionalcountrygovernment,clansplayedaroleofself-regulationinvariousaspects.Theyweremainnon-governmentalsectorsthatgovernmentsupportedandutilizedatthattimeandthusthevisionof“co-governmentinharmony”wasformed.Keywords:HuizhouClan;KangClan;civilianagreement;countrygovernment明清徽州向有“尚气好讼”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同意号：06BZS011）,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同意号：07CZS009）[作者介绍]郑小春（1972—），男，安徽巢湖人，巢湖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徽州区域社会史、法制史.联络方法：巢湖学院思政部。电话：。E-mail:（清）廖腾煃：《海阳纪略》卷下《详文》。风习，事无巨细，稍有不合，即可能诉诸官府，形成词讼。明末歙县知县傅岩即指出：“新安健讼，每有一事，冒籍更名，遍告各衙门，数年不已，以图拖害。”（明）傅岩：《歙纪》卷5《纪政绩·事迹》。由此，徽州一向被官府列为“难治”弘治《徽州府志》卷1《地理志·风俗》。之区。为了维护乡村秩序稳定，除了统治者自上而下司法控制之外，宗族等社会组织（包含文会等）也主动参与进来，广泛利用族规家法和村规民约等民间习惯法，和国家一道对其生存和发展乡村地域进行着治理。现在，学界从村规民约视角来探讨徽州宗族乡村治理活动并不多，关键有卞利：《清时期徽州乡约简论》，《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6期；卞利：《明清时期徽州森林保护碑刻初探》，《中国农史》第2期；卞利：《明清徽州乡（村）规民约论纲》，《中国农史》第4期；卞利：《明清徽州村规民约和国家法之间冲突和整合》，《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1期；卞利：《明清徽州经济活动中乡例举隅》，《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1期。[日]中岛乐章：《明代乡村の纷争と秩序——徽州文书をして》，汲古书院。明清时期，祁门康氏遗存下来了很多颇有研究价值原始文书，其中，就有不少记载该宗族内部及其和外部发生纷争协议文约。这些迄今极少被学界利用合约文书，以村规民约这种民间习惯法形式，真实地反应了康氏宗族在防范和应对族内外纷争时所采取种种方法，为全方面考察徽州宗族处理纷争实态乃至在传统乡村治理中作用，提供了弥足珍贵原始资料。康氏和纷争防范康氏，相传出于卫康叔支孙，以谥为姓。李唐之时，有康先者避难居于歙县篁墩，其子康新始迁祁门武山乡尤昌里之康村，是为始迁祖。四世曰守、荣，弟兄迁板石之筀竹坞，至五世曰坦，迁孝上乡儒教里之双溪，再迁至本里之白桃。以后，祁门康氏常有为官入仕者，至明清时渐而成为官宦世家，望出新安。（明）程尚宽：《新安名族志》后卷《杨、康》。明中叶以降，伴随徽商崛起和文化教育发达，徽州进入了高速发展时期。和此同时，徽州民众生活日趋复杂多变，人口也呈急剧增殖之势。据叶显恩先生推断，明初徽州人口有80万，明末达120万，清初至140万，道光时期激增到了200万。参见叶显恩：《明清徽州农村社会和佃仆制》“徽州地域人口变动指数图”，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地域社会生活复杂化，加上人口激增，造成巨大生存压力，致使各类社会矛盾冲突不停涌现，多种纠纷乃至诉讼也愈演愈烈。只要包含实际利益问题，时常会引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