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形象.doc

浅论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形象[摘要]张爱玲是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女性，她把她的生活经历经过酝酿加上她独特的观察力升华成一部部旷世之作；在中国文学史上谱出华美的乐章。她笔下的女性形象或可悲或可恨或可怜，本文对张爱玲作品中的主要女性形象进行了深入分析并通过小说中的女性形象进行社会反思。读张爱玲的任何一篇小说，我都可以理解为何说她不是一名普通的女子。她用漫不经心的笔触刻画出一个个或含泪或泣血或可怜或可恨的女性形象；她用瘦弱的指尖轻轻挑起千年来蒙在家庭、婚姻、爱情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就让人看到触目惊心的真实，她把笔端伸向上帝看不到的地方，伸向太阳照不到的黑暗的角落；让那些华美袍上的虱子赤裸裸的暴露给世人面前。一个个可悲的女性，一个个吃人的女性，一个个可怜的女性活灵活现的在读者面前，让读者为她们颤动，让读者为她们伤悲。因此张爱玲小说的成功之处不在于她所反映的当时的时代背景和特征；不在于她的语言有多华丽；而仅仅在于她所刻画的女性形象。这些女性形象与大多数作家所描写的女性有太大的差别，她们以独特悲凉和屈辱震撼着读者，张爱玲也因此在中国甚至世界文坛上折射出熠熠光辉。一、人物形象具有的自传色彩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张爱玲是一位带有传奇色彩的作家。①我们先来看一下她的出身：祖父是清朝的大臣，祖母是李鸿章的女儿，外公则是天津提督，可谓是出身显赫，属于贵族后裔了；但张爱玲出生时已经是家道中落，父亲吸烟土、逛妓院、养姨太太，幼时的张爱玲生活在父母的争吵中，直至父母离婚。张爱玲幼时没有家庭的温暖，封建大家庭中的尔虞我诈，在她内心深处刻下了深深的烙印。尽管在创作中一举成名，在文坛上响当当，但是张爱玲的婚姻如同她的作品中的人物一样，是不幸福的。一九九四年在张爱玲创作的顶峰时期，她与汪伪宣传部次长，伪《中华日报》总主笔胡兰成签订婚约，但这次婚姻让张爱玲受到很大打击，因为它只维持两年。晚年的张爱玲孤独落莫生活着，最终客死异乡。纵观张爱玲的众多著作，我们都可以从中感受到她悲观敏感独特的性格，作品中的男性大多玩世不恭，抽鸦片，逛窑子；作品中的女性无一不是以悲剧结束，这不能不说是由她个人的生活经历所影响的，“总之，生命是残酷的看到我们缩小又缩小的，怯怯的愿望，我总觉得无限的惨伤。”②她的作品大多以沪港两地为背景，事实上张爱玲是出生在上海的，又长期生活在香港。读书期间，她亲身经历了港岛被围，抵抗及沦陷的全过程。而她在《倾城之恋》中描写“炮火却逐渐猛烈了，邻近的高射炮成为飞机汪意的焦点，飞机营营的在顶上盘旋～～～”如果不是亲身经历，很难写出当时战争的真实与紧张。张爱玲的《沉香屑第一炉香》一经发表，就引起读者的哄动，书中的女性葛薇龙是一个寄居在姑妈家被诱惑而论为交际花的女性。无独有偶，张爱玲也因战争而中断学业，因此同她姑母住在一幢西式公寓里，在张爱玲的小说中，很多女性是家道中落的名门淑女，而张爱玲用不厌其繁的笔墨描写了大家族的种种陈设丫头佣人及大家族的种种陈设繁节，如果没有亲身感受是很难写得那样具体而富有真实感。在张爱玲的《新语》中有这样的描写，“我暂时被监禁在空房中，我生活在里面的这座房屋忽然变得生疏了，像月光底下的，黑影中现出青白的粉墙，片面的癫狂的。”这让人很自然的联想起半生缘中的曼桢，同样在《新语》中“我生了沉重的痢疾，差一点死了。我父亲不替我请医生，也没有药吃，”这样的语句，让人不得不想起《花凋》中的川嫦。用心品味张爱玲的作品，我们可以从那些感伤的字里行间隐隐约约看到张爱玲的影子---一位独特敏感的奇女子。据上所述张爱玲的作品中具有明显的自传色彩。二、浅谈张爱玲小说中女性的异化现象异化理论是在文艺复兴以来的近代西方哲学里逐渐形成起来的。首先接触异化的理论形态是社会契约说，明确规定异化指权利的放弃和转让。在异化活动中，人的能动性丧失，遭到异己的物质力量或精神力量的奴役，从而使人的个性不能全面发展，只能片面发展，甚至畸形发展。（一）、金钱和情欲的双重奴仆太多的文人墨客在描写女性时，都赋予她们温柔善良宽容忍耐的光辉形象；在描写母亲时都赋予伟大无私的圣洁赞扬；但张爱玲却反其道而行之，她用非凡的文笔给世人展现出女性的另一面（最毒妇人心）。张爱玲笔下的寡妇，是被异化的形象，是让人可怜有可怕又可恨的一个形象。对金钱狂热的追求和情感的长期压抑使她们曾经经受痛苦的折磨；等到熬出头来，已经被异化得失去人性，她们疯狂的报复，疯狂的弥补心灵上的空白，几乎成为虐待狂。《金锁记》写出了人性的扭曲与变态，颠覆了母爱，解构母亲神话。③张爱玲塑造的心理变态的典型人物是曹七巧，她几乎是“恶”的代名词，在中国文学史上，甚至在世界文学史上，很难找到像她这样歹毒自私卑鄙的形象。长期被压抑的感情和金钱的枷锁让她的心理严重扭曲，让她变成了一个疯狂报复的虐待狂，甚至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