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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百年来红学研究范式的转型与当代红学新批评视野的建构作者:赵建忠一“红学“已被公认为是当代显学,就国内而言,“红学”与“甲骨学”、“敦煌学”鼎足而三,成为研究我国上古、中古、近古三个不同历史时期具有典范意义的学科之一;就国际而言,“红学”堪与“莎学”并立而毫无愧色,且已逐渐形成一门世界性的学问。很多西方学者看中国,实际上并不是从《十三经》或《二十四史》的烦难途径去考察,而恰恰是通过相对晓畅的艺术美文《红楼梦》去了解,从而去把握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生存状态。“红学”之所以能成为显学,无庸置疑,首先是由于《红楼梦》的独特性、《红楼梦》内涵的博大精深、《红楼梦》表现形式的精美绝伦,同时也与一大批脂残本以及曹雪芹家世等新材料的相继发现有关,正如发现了甲骨文和敦煌残卷必然也就伴随着上述两门永久性的学问建立一样,而“红学”中的很多争议,又大都与考据密不可分,像作者身世、成书过程、续书作者、脂砚为谁这些要害性的问题,留下了一个个未解之谜,给研究者带来困惑的同时也增加了探索爱好。此外,“红学”容许并期待着其它学科向它延伸,也就是能向文学以外的领域敞开,这种超学科的特点,使得许多历史学家、思想史家、经济学家、科学家等也都热心与“红学”结缘,这样势必拓展了《红楼梦》的研究空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一大批一流学者的介入,像王国维、蔡元培、胡适、俞平伯等,包括新文学的开山鲁迅,也在其学术著作《中国小说史略》中设专章考论,可以说“红学”初期基础打得就已经相当不错,以后又有周汝昌、冯其庸以及李希凡、何其芳包括海外的周策纵等闻名红学家以各种方式的推动,非凡是政治领袖毛泽东的介入,导致“红学”震撼朝野上下、席卷了大江南北。试问:中国文学史上有哪一部作品能像《红楼梦》那么走红?又有哪一门学问像“红学”那样达到了如此的空前鼎盛?当然,《红楼梦》沦为了政治斗争的载体和附庸,使得“红学”研究在通俗化的同时也日益走向了庸俗化,这个历史教训确实应该深刻反思,但一个重要的事实是,《红楼梦》和“红学”研究在中国和世界上的影响力、知名度得到了“史无前例”的提升,这是有目共睹的。没有哪一门专学能像“红学”那样,让民间、庙堂、学院均入“楼”中,也没有哪一门专学能像“红学”那样,与二十世纪百年民族兴亡史、知识分子命运史、中华人文学术史联系得如此紧密,可以说,“红学”当之无愧地是二十世纪最典型的学术个案。“红楼情结”始终令人魂牵梦萦、执著眷恋,“剪不断,理还乱”。《红楼梦》是我们民族优秀文化的结晶,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并体现了他们艰辛探索的心路历程,假如说《红楼梦》在一座座文学的崇山峻岭之间可比作“世界屋脊”——珠峰,那么,曹雪芹无疑就是星汉灿烂的文学星空中最醒目的一颗;假如说《红楼梦》是一株耸入云霄的参天古树,那么,在它周身依附缠绕、衍生不息的枝蔓——研究范式迥异的各种“红学”理论则不知是多少“菟丝附女萝”!然而,正如庄子“言不尽意”那个古老哲学命题所揭示的,两百年来,我们一方面看到的是评点派、题咏派、索隐派、考证派、探佚派、社会历史批评派以及当代五花八门的新批评派等“红学”研究范式的不断转型,曾几何时,它们“各领风骚数十年”,有的范式还成为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红学的“新典范”,但同时我们也看到了另一方面可悲的现象,即“红学”中的无论哪一派,它们在《红楼梦》这株永不凋谢的“长青树”前,都因为远离文本或诠释过度而沦为了僵化甚至是灰色的理论,诚如老一辈红学家俞平伯所感言的“红学愈显,红楼愈隐”,这虽为一时的偏激之辞,但也一语中的,道出了研究范式与文本解读之间有时难以避免的二律背反现象。由于多维视野的文学理论的争鸣与发展,形成了“红学”研究者彼此的视角和研究范围的不同,根据库恩理论,昨天的“新典范”很可能就丧失了革命性,在某种程度上反而还成了该学科发展的反动力。我们对两百年来“红学”诸流派兴起的历史文化背景及走向衰微的原因进行扫描和多方位的透视,对于这门东方显学进行前瞻性的总结,对于当代“红学”新批评视野的建构,无疑都有着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建设性意义。二早期的“红学”应该从评点派算起。可以说,整个清代“红学”,基本上是评点派的天下。广义上评点派的作品当然指的是道光以后附在百二十回本上的批评文字,如闻名的王希廉、张新之、姚燮“三家评”等,但毫无疑问,脂砚斋评红应该是最早的评点,而且提供了大量的有关作者曹雪芹的家世背景材料非凡是八十回后佚稿的情况,因此显得弥足珍贵,红学界一般将它视为独立的系统进行研究,已经出版的专著有孙逊先生的《红楼梦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