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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农村社区公共产品供应制度变迁轨迹诠释谷洪波(湖南科技大学法学院,湖南湘潭411201)摘要:本文从新制度经济学和公共财政学的一些相关概念和理论出发,分析了我国家庭承包制下农村公共品供应制度变迁的背景,然后通过与人民公社时期的这一制度进行对比分析,结合当今实际指出了变迁过程中形成的几种模式,并进行了相应的评述和提出了政策建议。关键词:农村社区公共产品供应制度变迁轨迹诠释作者简介:谷洪波,女,(1966—),湖南韶山人。湖南科技大学法学院副专家,重要从事农村经济问题的研究。1978年以来,中国的农业和农村经济取得了巨大的增长。究其因素,这不能不重要归根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据林毅夫(1994)的估计,在1978-1984年间,由家庭承包制取代原有的“集体所有,统一经营”的农业经营管理体制对中国农业生产力的奉献份额高达46.89%,更有学者如张军和何寒熙则认为3/4的增长是由于农业经营体制变迁带来的(1996)。总之,家庭承包制取代本来的集体经营管理体制,极大地释放了农村活力,激活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水平有了突飞猛进的提高。制度的变迁在极大地促进农村私人产品供应的同时,也带来了农村公共产品供应的变化和创新,本文将尝试对这一变迁的轨迹作一理性的分析和诠释。本文所讲的“农村社区”是指乡(镇)村一级的集体经济单位。“公共产品”涉及纯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两大类。纯公共产品按照萨缪尔森的定义,是指这样一类产品,在此“每个人对这种物品的消费并不会导致任何其别人消费的减少”,它有两个特性,即受益的非排他性和消费的非竞争性,如国防、外交、环保。凡只具有纯公共产品两个特性中一个的,称为准公共产品(或混合品),它涉及具有受益的非排它性而不具有消费的非竞争性的公共资源,如公共操场、教育和具有消费的非竞争性但不具有受益排他性的俱乐部产品,如影院。本文所要研究的“乡村社区公共产品”是指乡或村范围提供的,为全乡或全村村民(或其中一部份)所消费的公共产品性质的产品或服务,具有明显的地区特性,既涉及纯公共产品,也涉及准公共品。一、变迁的社会、历史背景(一)、变迁是农村基本制度环境变革的规定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之间是互相依存的,一项制度安排的变动将使原有制度结构失衡,从而也许引发其他制度安排的变动。家庭承包制取代人民公社制度,是中国农村基本制度安排层次的变动,这种变动必然要导致农村社区公共品供应制度的变迁。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实行的是由五类互相依存的制度组成的制度安排整体,即“政社合一”的组织制度,集体所有的财产制度,按工分分派报酬的分派制度,统购统销的流通制度,限制流动的劳动主体管理制度(涉及口粮制度和户籍制度)。通过这一制度安排,国家从而控制了农村各项资源的产权,涉及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产出的占有权和剩余索取权以及人力资源的所有权,这就构成了人民公社时期中国农村的制度秩序,即这一基础性的制度安排确立了农村社区生产、互换和分派规则的基本规则,当时农村公共产品的供应制度是:公共产品的供应和使用都由集体统一组织、安排,农民只是集体经济组织内的劳动者。由于通过税收等制度内财政手段等筹集到的公共资源极为有限,并且仅限于公社本级,因而制度内公共品供应局限性,人民公社正常运转所需的公共产品不得不重要依靠制度外供应,即各级集体经济组织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资金筹集,实际中采用的则是以劳动力代替资本的方法,由政府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动员并组织劳动力承担土壤改良、水利建设、道路修建等劳动密集型投资项目,劳动对资本的替代达成了相称高的限度。人民公社的制度分派为这种替代发明了条件,人民公社体制下,劳动收益是在扣除各项费用后以工分为权数分派给成员的。由国家全面控制农村资源的人民公社制度导致了整个农村经济的缺少激励和低效率,此背景下,从1982年起开始撤消人民公社,建立乡(镇)政府,并相应建立了乡财政,农民的身份也随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们已不再纯粹是集体经济组织内的生产者,而是相对独立于乡政府和村委会的农业生产经营者,他们重新获得了人民公社时期失去的基本权利:财产占有权、生产经营权、劳动自主权和剩余索取权。这一变化使原有社区公共品的供应制度失去了对相关制度安排的依存而变得失效,因此,其变迁也就势在必然了。(二).变迁是农村社区公共品需求状况变化的结果。家庭承包制的实行及社会、经济的发展,导致农村社区公共品需求出现了很大的变化。收入水平的提高和经济的市场化诱发了对公共品的新需求家庭承包制的实行,使得农村经济得到长足发展,农民收入水平大大提高,随着农户收入水平的提高和农村经济的市场化,农户对公共品的需求不再限于公社时期的数量和类型,他们产生了对公共品的新需求。重要表现在一是在解决了温饱问题之后,农民开始追求生活质量的提高,这样,农民对健康、文化娱乐和医疗卫生服务等具有准公共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