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内权力制约与监督机制的运行.docx

党内权力制约与监督机制的运行摘要。在30余年的改革中党内权力运行机制不断规范党内监督机制逐渐完善社会监督机制趋于健全这是评估当前党内权力制约与监督机制运行现状应当考虑的基本事实。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在合理分解权力方面在自上而下、自下而上以及同级之间的监督方面在事前、事中、事后监督的诸环节上依然存在亟需改进和完善的地方。关键词：权力制约；权力监督；运行机制中图分类号：d2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81（2015）01-0084-06“确保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1]29是在强化权力制约与监督体系方面推进党的建设制度改革的总原则也是完善党内权力制约与监督机制的总方向而较为准确地评估当前党内权力制约与监督机制的运行现状则是基点。文章在分析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制定的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基础上试图描绘出这一运行现状的大致轮廓。一、相关文件的基本梳理文章所选取的有关党内权力制约与监督机制的文件从形式上看这些相关文件主要包括国家机关制定的法律、法规和党的有关机关制定的党内法规（党章、准则、条例、规则、规定、办法、细则）、规范性文件（决定、决议、意见、通知）等。从内容上看这些相关文件主要是关于保障党员权利、地方和基层党组织选举、地方和基层党委会工作机制、纪委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党内权力分解、巡视制度、违规惩处机制、干部选拔任用、权力运行公开以及规范权力使用等内容。从时间上看文章主要选取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制定的相关文件作为分析对象。从空间上看这些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既有中央直属机关和中央国家机关制定的也有地方党委和政府根据中央精神并结合本地区实际情况制定的。二、党内权力制约机制的现状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的结构划分按照“三权”之间相互作用的强弱以及与党员的关系可以将其划分为六种模式。模式一所示的权力结构类似于美国的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之间的相互关系模式二所示的权力结构类似于英国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之间的“议会至上”关系。这两种权力结构模式均不是当前党内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三者之间相互关系和运行现状的体现。这两种权力结构模式的运行基础有两个。其一党代会经常性发挥作用。至于实行党代会常任制的好处邓小平在《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讲得很透彻它“是使代表大会可以成为党的充分有效的最高决策机关和最高监督机关它的效果是几年开会一次和每次重新选举代表的原有制度所难达到的”[2]233。其二同级党委会与纪委会之间是平行关系。权力对等方可谈论权力制约。现实情况是党的地方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书记、副书记的人选需“由同级党的委员会通过”[3]18。在这种体制下纪委会对同级党委会的制约效果较弱。模式三反映了十一届三中全会至十八大之前这段时期内的党内权力结构情况。在决策权与执行权的关系方面根据中央在1996年制定的《中国共产党地方委员会工作条例（试行）》的相关规定“全委会在党代会闭会期间是同级党组织的领导机关执行上级党组织的指示和同级党代会的决议；常委会在全委会闭会期间行使委员会职权执行上级党组织的指示和全委会的决议”[4]196可以看出几年开会一次的党代会对党委会的制约较弱而党委会对党代会的制约较强。在决策权与监督权的关系问题上党代会对同级纪委会的制约主要体现在几年一次进行的选举纪委全体会议而纪委会对同级党代会的制约则主要表现为根据党委会的意见监督和检查党代会代表的遵守党章及党内纪律的情况因此党代会与纪委会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较弱。在执行权与监督权的关系问题上《中国共产党章程》对纪律检查体制的相关规定例如纪委委员发现同级党委委员有违犯党的纪律的行为“可以先进行初步核实如果需要立案检查的应当报同级党的委员会批准”[5]导致党委会对同级纪委会的制约较强而纪委会对同级党委会的制约较弱。可以看出这一时期党委会的权力过于集中。模式四反映了十八大之后的党内权力结构情况。十八大提出要继续“深化县（市、区）党代会常任制试点”[1]52；十八届三中全会对纪委领导体制作出新的调整提出要改革和完善党的纪律检查体制“强化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的领导查办腐败案件以上级纪委领导为主线索处置和案件查办在向同级党委报告的同时必须向上级纪委报告各级纪委书记、副书记的提名和考察以上级纪委会同组织部门为主”[6]逐渐形成“新双重领导体制”。这两项改革内容的直接影响是党代会和纪委会对党委会的制约增强。模式五不仅体现了党内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之间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关系而且突出了党员的主体地位。这种权力结构模式是建立在以下几个条件之上的。第一党员权利得到保障党员在党内的主体地位在实践中得以确立